黄金十年掠影：北海游记

       最近涠洲岛成了网红景点，岛上有十大网红打卡点，我就不一一介绍了。一旦沦为网红打卡景点，所有旅游的意义就浓缩在一张标准照片中：比如在茶卡盐湖拉着丝巾穿红裙子，拍一张站在水里有倒影的照片、站在布达拉宫广场拍一下倒影、坐在独库公路中间拍一张此生必驾的照片.......人人都是摄影师的网络时代的2.0版“的到此一游”。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为什么旅游，100个人会有100个回答。卢梭说一个人抱着什么目的去旅游，就会在旅途中获得和他目的相关的知识。对于我来说，旅行是教育的一部分，是了解其他人，亲眼看看这个国家历史和现实，突破自己认知边界一个途径。

      去北海，我没有去涠洲岛，除了去看看北海的银滩，我的大部分时间给了北海的老街。

       我心目中的沙滩海景是这样的：

      从银滩去北海的另一个景点北海老街也是非常简单方便，北海是个半岛城市，两处景点正好位于整个半岛东西两端。一条宽阔的中央主干道链接了两处。 作家舒乙认为，珠海路和新加坡国宝级的老街一模一样，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前市长也建议将珠海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来保护，所以，我对这条街充满了期待。

     老街形成于1927年前后。从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日本人、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这期间，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好转，这十年被称为“南京十年”，或“十年建设”，或“黄金十年”（Golden Decade）。

       二战中，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以及美国驻中国指挥官阿尔伯特·科蒂·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 1951年9月19日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说：“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进步的建制。” 后来，“黄金十年”这一说法被广泛采用。

      美国大使内而森·T·约翰逊也说，那段时间，中国政府在农业、工业以及交通等方面推行经济建设计划的活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1】我们通常所说的民国建筑，就是指这段时间建设的各种建筑，各大城市都有，遍布上海、天津、广州、青岛、大连、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城市，还有汕头老城、北海老街等，这一时期的建筑风格多样，大多数建筑物为我国的建筑师自行设计，建筑和城市规划，不亚于当时的日本。

       1926年，民国政府打算把北海提升为市，制定了对城市的改造计划，按照统一规划扩建整修当地街巷。后来虽然撤销了建市的打算，但是对北海主要商业街的改造计划仍就按照计划完成。从1927年开始，到1930年完成拓建工程，形成了今天以珠海路为中心的骑楼式建筑的商业街区。

      自1929年开始，北海经济逐渐恢复，1935到达鼎盛时期。居全国沿海商埠第10位。抗日战争爆发后，因日军封锁西江，广西进出口货运全部集中北海港，后因日军占据涠洲岛，封锁港口，海上贸易才停顿。

       有一种说法，如果没有日本侵华战争，中国GCD已经被打到无还手之力。但是，中國这些繁华都在城市，农村问题持续存在，政府腐败无能。【1】蒋介石在1936年时说，“如果我们不清除当前机构的腐败、受贿、敷衍塞责和无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洁、有效的行政，有朝一日革命会很快起来反对我们，像我们过去反对满清一样”。【2】北海筹备建市阶段，四任市政专员，两位贪官，第一任因贪腐引发市民万人游行。

       1947年马歇尔调停下的国共谈判失败，此时魏德迈被杜鲁门委任特使赴中国考察，在机场魏德迈发表讲话「要根据客观彻底的考察而断定为真实的事实」来判断中国局势。魏德迈离开南京前的演讲痛批国民，希望蒋介石对党政军实施改革，蒋介石则把这些善意而直率的批评视之为对其的侮辱。魏德迈在其提交的《魏德迈报告》中历数国民政府的种种弊端，但他同时也认为“共產黨是比納粹更嚴重的自由之敵，他們不應該在中國獲勝” ，建议美国政府加大对蒋介石的援助，如果没有外援，不出两年之内中共军队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但是，杜魯門總統把这份報告束之高阁。

       1948年的美國大選擾動中國局勢。杜魯門總統的獲勝是美國選舉歷史上最戏剧性的逆转。当时美国主流媒体都预测杜鲁门的竞争对手杜威获胜，民主党主席劝杜鲁门不要参加竞选活动，以免打击士气。报纸文章经常嘲讽杜鲁门，直接称呼杜威为“下一任总统”，以至于《华盛顿邮报》在杜鲁门获胜返回华盛顿时， 挂出标语“总统先生，你什么时候把老乌鸦这道菜端出来，我们便准备什么时候来吃。” 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eat crow」的意思。

      蒋介石一方面派人赴美秘密资助杜威，一方面在国内还组织游行支持杜威。杜鲁门连任后，宋美龄再次美国之行受到冷遇，更别说30亿美金的军事援助计划了。第二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全面终止经济和军事援助，痛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這段歷史被塵封許久，最近美國大選被國人熱議，讓這段歷史再一次成為熱門。這只是部分原因，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美國認為共產黨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布爾什維克政黨，而是一群要求土地革命的農民。

       北海老街规模并不大，建筑也不是最华美的，不像其他地方，把建筑倒腾一新，当地在整修时，没有把墙上斑驳的岁月痕迹都粉刷掉。就这一份沧桑，美得惊心动魄。

        对于我这样年龄的南京人老说，骑着单车在北海的老街，仿佛回到儿时一般，骑楼，小洋房、往来的车辆，两车道的街道，蜿蜒的走势，就是儿时繁华闹市升州路、莫愁路的样貌啊，民国的感觉啊，扑面而来。

        对比汕头老城鬼城一般，以及其他把居民完全搬迁出去的其他景区，北海老街的可贵之处，在于这是一个难得还活着的老街。不仅仅是一个景点，还是一个有土著居民和服务居民的经济生态的活着的老城：放学后在街道上玩耍的孩子，躺在椅子上休息的老人，烧菜淘米的居民，当铺、书报屋、药店....就是教堂，也在使用中。我去的時候正是週末，看到兩個老阿姨騎著電動車來教堂做禮拜，電動車就停在教堂的院子裡。

       北海的开埠，则要追溯到1876年《烟台条约》的签订。宜昌、芜湖、温州和北海成为中国第四批根据条约开放的通商口岸。按照之前大清和各国签订的条约，各国在通商口岸可以派驻领事，自由传教。

      1877年5月英国人第一个抵达北海，租用了海滩的一间民房，升起了英国米字旗，开始了办理领事业务。随后，德国、法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葡萄牙、美国、比利时等7国相继在北海设立了领事机构。随着英国人的进入，北海开埠的另一标志就是北海海关设立（左圖），从1877年到1942年，北海关的正、副税务司和海关帮办以及监察长、港务总巡等职务都由外国人担任。

        在海关的墙上标牌说“北海洋关”是中国关税主权丧失的物证，这个说法偏颇。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曾与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文祥谈到了海关改革事宜。威妥玛表示，海关的制度已经建立，中国人也可以来管理。文祥立刻就说“不”。以前中国人管理江海关时，三年都没报帐。自打洋人管理中国海关，海关收入年年增长，成为清政府收入主要来源。比如，粤海关从1882年开始编制“粤海关十年报告”，到1931年，编制了五期十年报告，全部统一出版发行。【3】这个账目管理的清晰明了公开透明。做不好的事，让做得好的人来做，天经地义的事。

      各国之中，英、法、德三国在北海修建了领事馆，其他各国则采用委托代办或者兼管的形式。英国在北海边肮脏的渔村的简陋民房里待了5年后，到第二任领事，才请了英国设计师马歇尔和河顿建筑公司开始新建领事馆。后继的领事们对这栋房子非常满意，认为这是当时英国在中国建造的最坚固的建筑。

     1904年，英国人把北海领事馆和琼州领事馆合并。并于1922年把北海的领事馆楼房转卖。到1928年，英国不再派遣领事官员到北海，北海领事业务都由广州领事代理。北海市政府在1999年的时候，这座建筑整体平移了55.8米，并改建为北海近代外国领事机构历史陈列馆，对外开放。

       德国从1902年开始派领事在北海办公，因为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对德国宣战，德国在1917年撤出北海。德国领事馆是劵廊式西式建筑，功能实用，无多余装饰，简洁大气，根据德国大使馆向北海市政府提供了德国领事馆的图纸，整个建筑尺寸非常精准，不愧是德国人的建筑。德國領事館就位於英國領事館對面，是北海保存最完好的領事館。

        英德領事館和教堂這組建築，和海關建築一樣，就在北海老城老街外圍。法國大使館稍微遠一點了。

       1883年法国和大清爆发了争夺越南的清法战争，法国一直垂涎东京湾，也就是今天的北部湾。1887法国在北海设置领事机构，1890年一次性买断四块土地开始建造领事馆，建有营房、宿舍、办公楼、车库、学校、医院、墓地等，俨然一个独立小王国，到1950年撤离，法国是在北海开设时间最长的外国领事馆。今天的法国领事馆只剩办公楼一栋，成为北海迎宾馆5号楼。

       紧随着领事馆，外国传教士也进入北海，外国人给这里带来西洋建筑，宗教、还有铁路、医院、学校和其他现代化设施，在1895年，北海有了电灯。

       英国教会在北海创办了普仁医院，法国领事馆则亲自建立和管理医院，英法美德四国在北海总计开办了12所学校，其中两所为女子学校。【4】

        1897年，北海成立邮政局，借海关办公场所，由海关税务司监管。所以，大清邮政局北海分局就在前面提到的海关附近，在同一條街上，而且是滿滿的殖民地風情。現在被改建成了北海近代邮电历史成列馆对外开放。

       北海加上涠洲岛上的建筑，保留下来的大约有15栋，分散在各处，其余已经全毁。19世纪初的北海被当时掌管当地邮政的法国人Theophile拍摄下来，永遠地留在了影像的记忆中。

      最后推荐二道北海美食。北海的海鲜是极其便宜的，海边有渔民骑着车，带着三个大桶卖新鲜的海鲜，也可以帮着加工。北海老街也有网红食品，比如虾饼。这个食品其实哪里都有，广西从桂林到北海都有，不是漓江的虾，就是海里的小虾。不過，窮鄉僻壤不考究，远不如上海、南京的萝卜丝虾饼酥脆鲜香爽口。

        我要推荐的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肠粉：石磨肠粉。真是白如雪，薄如纸，油光闪亮，看着就口水直流，咬一口，米浆细腻，鲜美嫩滑有弹性。之前在香港吃过一次烂塌塌的肠粉，让我铆足了劲要吃一次地道肠粉，重温一下肠粉的美味，这次终于如愿。

参考文献：

【1】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估

【2】北华捷报｜1936年9月16日

【3】广州地方志丛书｜粤海关历史档案

【4】北海市文物局｜北海近代文化系列丛书

东三省基督教宗发展小考

元朝时，天主教就传入中国，在元大都就有方济各会士和多明我会会士在传教。我这篇把基督教到中国的历史从明末清初写起，因为 1）元灭以后，基督教在中国几乎绝迹，2）而目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则是大航海时代以来基督教近现代的传教运动的结果。这一传教运动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开始，到17世纪达到顶峰，随后衰落；第二阶段从19世纪初开始重新振兴。中国基督教宗的发展大体上也随着这一曲线起伏发展。  

一位东北的朋友说，基督教只在中国沿海地区流行吧？我们东北，是满族人的地盘，汉族都很迟才获准移民，不会有什么基督教吧。我说，不是。清廷百年禁教，天主教被迫转向蒙满边疆等地区寻求避难所，【1】你们东北是非常重要的教区。看教堂的质量、数量就知道了。哈尔滨众多的东正教教堂就不说了，沈阳、长春、吉林、大连，每个东北重要的城市，甚至乡村都有高耸入云，恢弘的哥特教堂。

1830年起，新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们随着工业资本的殖民扩张相继踏足中华帝国，他们虔诚的转换异教徒，传播福音，以此荣耀上帝。中国历来对外来宗教不是抵触而是改造。传入中国时间越早就越被改造的面目全非，佛教和儒家文化以及道教三合一，成为中华文明一部分，同样一神论的伊斯兰教在中国也做出巨大让步，穆斯林们学习儒家经典并参加考试，遵奉“其他神授权的”君王；这次在西方列强尖船利炮庇护下，传教士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他们身处帝国与帝国政治冲突的漩涡之中，站在了东西方文明冲突的最前沿。

摘要:

本文回顾了东北基督教发展过程和状况，传教机构和规模。重点梳理了传教活动从不平等条约中的获益、影响，以及义和团运动对传教活动带来的改变。

东北地区是一个特别的所在，这个地方是先有教友，后有传教士。【2】“闯关东”的汉族移民早于传教士到达这块黑土地，建立了稳固的传教区。【1】

清初著名的传教士，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1623年—1688年），是康熙爷的科学老师。1682年，康熙第一次东巡，带上了南怀仁一路观天测地，南怀仁把所见所闻写成了《鞑靼旅行记》一书。书里记载，他在辽东名城沈阳、吉林、开原（现铁岭下属县级市），甚至乌拉城（今吉林下属乌拉镇）都会见了基督徒，听取他们的忏悔，为他们所布的教徒们洗礼。【3】1696年开始，就有法国传教士在营口、朝阳一带传教。从这一年开始，东北开始属于北京教区管辖。【4】这种联系并不紧密，有记载的看，沈阳地区大约有40名天主教徒，他们每年也就收到一份来自北京京西天主教堂寄给他们的“瞻礼单”，也就是天主教一年的节日日历。【5】总的来说，这些天主教徒，都是外来移民，大部分“孤立无援”，一部分和传教士们保持某种联系。顺治十年颁布了《辽东移民招垦令》，从1653年-1668年，鼓励汉人移民东北垦荒。来自山西、山东、以及福建沿海大量移民北上，把天主教带入东北。

16世纪天主教敲开中国大门，在明末清初，朝代更迭的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努力根植于中国社会，传播福音，教徒人数一度达到70万。到 1724年，雍正二年， 清政府下令禁止天主教，违禁传教极刑伺候。此后120年，基督教在中国被视为异端。经过百年禁教，严厉镇压，1840年时候的东北，这样的基督徒还剩多少呢？

1838年8月14日，教宗格列高列十六世将中国北方长城以外的满洲、蒙古地区从北京代牧区划出，成立辽东代牧区【1】，1840年的时候，以满清政府“柳条边”为界，又将代牧区一分为二，分为蒙古代牧区和辽东满洲代牧区（后称满洲代牧区），方若望成为辽东满洲代牧区的宗座代牧。1841年，方若望到达营口，开始他在东北筚路蓝缕的传教历程。这位主教是当时东北唯一的一位传教士。这位主教首先巡视自己教区清点教友人数，他一共核实到东北有21个天主教徒聚集点，总计2319名教友。

 據估計，1800年到1830年，整個中國的天主教徒人数在20-25萬人之間。【7】這些教徒是17、18世紀傳教團體，特別是耶穌會留下的遺產。雖然上海一地的天主教徒一度占据了中国天主教徒1/3之众，【8】但是，广大的农村地区，才是传教事业的“新大陆”，狂热的信徒在农村。信徒中虽然有像徐光启这样的高级官员和中国文化名人，但是，根据1604年，葡萄牙耶稣会高级会士李玛偌在中国的巡视报告，算上家属，中国受了洗礼的官员也数量有限。中国天主教徒几乎是与世隔绝、孤立的的团体，绝大多数都来自不幸的阶级，【7】包括社会弃儿、穷困潦倒的人、不识字的乡下人和没文化的工匠等。【8】

就像树枝经过修剪，才能枝叶繁茂，经历了各种打压和考验，在东北农村，形成了很多稳固的基督教社区。比如小黑山、松树嘴子村、小八家子村等，个人信仰成为家族信仰，令人欣喜的是，这些信仰发自内心。

1.辽宁的小黑山

辽宁锦州小黑山（黑山县）在1820年迁来了李、丁、肖三姓人家，他们不但信教而且传教，三年后，还在购置12间房屋用作教堂。而那时，东北还没有传教士。

小黑山的天主教发展势头迅猛，1885年的时候，县城内就有700多天主教徒。1885年黑山正式成立教会，两位法国神父在此传教，并修建了教堂。1887年，苏裴理斯（Marie Felix Choulet，M.E.P）被派到小黑山传教。【4】苏裴理斯后来成为南满教区第二位主教，修建了沈阳的小南天主教堂。

庚子之乱时，小黑山的教堂被义和团焚毁，80多教友被杀，两位法国神父为主殉道。1906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又派了卫宗藩等两位神父赴黑山，用庚子赔款修建了今日的教堂。那时教友已经发展到了2113人（男1067人、女l046人）。卫宗藩（Joannes Maria Blois）在苏裴理斯病重期间代理其职，后来成为沈阳总主教区主教。

2.辽宁的松树嘴子村

     

东北地区最早的传教在辽宁的朝阳县，1830年，法国谴使会荷兰籍卡斯特劳神父同两名中国神父一起，在辽东地区巡回传教，中国裔的何天章神父把传教点设在了朝阳县松树嘴子村（现朝阳县东大屯乡士毅村），此后，法国谴使会每年派一名华裔神甫化装成商人来朝阳秘密传教。这一地区有3000多名教友。

1840年，松树嘴子村被划入蒙古教区的管辖范围。所以，这3000教友并不属于方若望主教的满洲教区。清咸丰元年该教区才被划为满州教区。1865年又划入“圣母圣心会”蒙古传教区域。1883年年末，蒙古教区被划分为东蒙古、中蒙古、西南蒙古三个独立教区。东蒙古教区的主教府设在了松树嘴子村，首任主教是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荷兰籍传教士吕继贤。至此，满洲代牧区和蒙古代牧区为争夺包括这个村子的传教区，纠缠了40多年的争端终于告以段落。【1】

1900年庚子之乱，司化光神父（Jozef Segers,CICM）遭到义和团活埋，但松树嘴子天主堂得以保全。1903年，东蒙古教区有35位传教士及7位中国籍神父，到1907年则有41位传教士及9位国籍神父。

3.吉林的小八家子

吉林省最早最重要的传教点在农安（今长春市农安县）的小八家子村，1796年有八户农民迁徙于此开荒形成自然村，其中五户是在直隶受洗的教友，这五户教友在极度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坚守了自己的信仰，数十年如一日，集体祈祷，从不间断。1840年冬，方若望亲自到了这个村传教，他也成为西方传教士到吉林传教的第一人。方若望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简易教堂，【4】以后，这里一度成为韩国天主教徒的避难所。1844年，方若望派遣了一位法国籍的毕罗尔神父在这里担任神父。同年，小八家子有了自己第一位正式本堂神父，并成立了拉丁修院（吉林神哲学院前身），培养本土神父，这一年，韩国历史上第一位神父，被列入圣品的金大建，以及第二位神父，被称为韩国“汗的殉道者”的崔良业都在小八家子传教讲课。除了方若望主教，第二任主教杜公斯（Constantin Dubail）也曾在小八家子传教。

1858年，也就是咸丰八年，包若瑟 (Joseph Andre Boyer)被派到小八家子屯会口，他在这里创立了圣母圣心修女会，开始培养华裔修女和女教师。这时候的松树嘴子村有90户，350多名教友，并且又建了六间瓦房供大家做礼拜。

1865年，总理衙门发文，对传教士买土地建造教堂予以保护，确认了《中法续增条约》第六款的“租买土地，建造自便”。1866年，小八家子屯开始动工建设哥特式的“圣母圣心堂”。从1844年到1947年，总计有18名法国神父在这里担任本堂神父。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的《黄埔条约》规定，传教士可以在五口通商口岸传教，东北并没有口岸，所以以上传教活动都是非法的。传教士面临各种风险，方若望神父好容易盼来的助手，1842年被派遣来到东北的宝神父（Brulley de la Brunière），干了四年在黑龙江入海口佳木斯被基里亚克（Giliak）人杀了。【5】1850年，在蒙古传教的两位神父被捕，被押送至广东。1857年，又有两位神父在松树嘴子传教被捕，被押解到北京、上海。一直到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神父们终于可以在中国内陆合法传教了。而且，根据这一条约，营口成为通商口岸，对外开放。

东北天主教的发展和方若望的努力分不开，在中国工作15年后，1846年，这位主教回到故乡法国，为东北教区传教工作募款、募集人手。这位主教在法国东北部的梅兹大教堂发表了一次成功的公开演讲，五天后，就有两位传教士启程前往东北。八个月后，方神父又得到了两位法国来的神父。此后，东北天主教发展迅猛，到了1860年，满洲教区已有十二位神父在各处传教，截止到方若望去世，总计有将近48名法国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在满洲代牧区工作。

从1845年开始，就有上海教民索赔之前禁教期间被没收的财产，1860年的中法《北京条约》更一步规定清政府保护传教士活动，并赔还之前禁教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教会财产。之后，清政府谕令“奉天旗民和地方官，向该国领事言明，牛庄、下没沟新设埠口，该夷如欲盖天主教传教，听任自便“。【5】默认了《北京条约》的相关内容。1861年，东北的牛庄就发生了一起索赔案，官府勘验过程中，还发现了一座既有的天主教堂。这个案件一直到1868年8月才审理结束，不但归还房地，当地政府还按照传教士的要求修建了围墙。牛庄的索赔案，即“还堂案”，教士们蛮横无理拒绝土地置换要求，涉及一十三户当地居民搬迁，而且索赔无度，引发民众不满，这类“还堂案”引发民众对传教士愤怒，为之后的暴力反基督教事件、如教案、义和团运动埋下伏笔。

1860年后，方若望建了一些列的教堂，包括杨官、岔沟和沙岭教堂，直到1869年，方若望主教才有了自己的主教府，他出钱在营口买了一块地，面积三百多 vessels，准备新建会院（修道院）和一所孤儿院。同时，在奉天，仿若望还耗费3万法郎，购买了土地，准备新建教堂和医院。这座新的教堂就是沈阳南关教堂。

1869年，方若望主教回到了欧洲，参加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First Vatican Council) 方主教在休整期间到处演说，介绍远东地区传教事业的发展，引起轰动，招募了更多的力量。1875年，法国普照会（Les Soeurs de la Providence）派出了六位修女前往东北，这是到达东北的第一批外国修女。方若望再次回到满洲，定居营口，到1878年在营口去世。这一年，沈阳南关教堂建成，彼时沈阳有三位西方教士，一名华裔教士，700多名教友。据《奉天通志》记载：（天主教）又于城南高三家子、闵指挥屯、城北鲍家冈子各设分堂，徒亦数百。天主教已经在这片广袤的黑土地扎根。 

教徒不断增长，教区不断扩大，不断分出去形成新的教区。1898年，满洲教区被一分为二，南满教区设在奉天（沈阳），原满洲教区代牧纪隆统领奉天教务，主教堂在南关教堂；北满教区（1924年改名为吉林教区）设在吉林城，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兰禄业担任主教，他和包若瑟一行从沈阳来到吉林传教。主教府被设在吉林府牛马行，这里是当时吉林最繁华、最热闹的街道之一。

到1900年，整个中国天主教徒又恢复到了70万，包括大约四百五十至五百名本地牧师。1898年东北满洲教区的天主教徒则有大约2万5千人。

那么传教士们是如何传教的呢？他们如何使用中文解释教义呢？这些19世纪的法国传教士并不需要精通中文，他们有一本《要理问答》这本书有两种文字，中文和法文，还有两种拼音，官话和东北方言，也就是说法国传教士们操着东北土话，照本宣科，就能给东北不识字的农民宣教。在每一个传教点，还必须建一个要理学房，所在的地区，必须有一所男校、一所女校。到1919年，满洲代牧区总计有300所这样的学校，基本男女各半。

1900年初，山东、直隶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也席卷整个东北。从6月27日起，在朝阳城内杀天主教徒并焚毁教堂。6月末和七月初，沈阳城内义和团运动针对基督教的暴力行为达到了高潮。6月30号，义和团在大法师刘喜禄和张海的率领下，首先烧毁了奉天城大东门外的刚刚落成一年不到的英国耶稣教堂（东关教堂）、以及传教士住宅和教会医院。7月1号下午，在清军配合下，烧毁教堂，医院和教会学校。最后包围了南关法国天主教奉天总教堂。主教纪隆指挥教徒“排列枪炮”还击，7月2号，副都统晋昌率领数百清军和数门大炮参战，直到3日，攻陷教堂，把法国人纪隆主教、5名法国神父、两名中国神父、2名修女、400余名信徒全部烧死在教堂内，这就是著名的“沈阳教难”案。同日，义和团蔓延至辽阳，大沙岭教堂被焚；6号营口、刘庄天主教堂被烧，义和团遍布奉天全省。

吉林的义和团兴起比较迟，6月29号，义和团在吉林烧毁教会医院，7月2号烧毁团山子耶酥教堂，9号，伊通天主教堂被毁，15号，义和团蔓延到长春，长春的法国天主教堂被烧，英国耶稣教会医院以及耶稣堂被毁。16号，攻打榆树县的天主教堂。

这时，距离榆树不远的小八家子专派四人找到长春府，寻求保护。不过，七月十八日，这座教堂还是被烧掉了，小八家子培养的第一批华人神父中的李万珍神父被活活烧死。

1903年获得赔款重修教堂。这个庚子赔款修建的教堂在1967年破四旧时，被红卫兵小将们彻底拆除，1968年，文化大革命，夏魁一神父被打死，丁方济（炳南）神父被活埋与苏家五大门，不输1900年。

1982年，国家落实宗教政策，政府给了当地微薄赔偿，加上社会各界捐款，废物利用，于1986年重建了小八家子教堂。后面不断新建幼儿园、养老院等施舍，到2017年，重又建了一个更加宏伟的双塔哥特式教堂。

庚子之乱平息以后，神父们纷纷重返教区。1912年法国苏悲理斯主教利用庚子赔款在原址上重建了可容纳1500人的沈阳南关教堂。同时复建的还有附近天主教育婴堂，养老院和一座小教堂，法国孚日省波尔蒂约的一个教会孤儿院在1875年和这里结成互助关系，从1911年到1941年三十年期间，沈阳的育婴堂收养了415名婴孩，养老院赡养了129名孤寡残疾老人。目前、小教堂、养老院和育婴堂已经荡然无存了。

在辽中县，肖寨门镇三台子天主堂教堂的郭神父率领数百教徒抵抗义和团进攻，激战21天，守住了天主堂。教徒死了10来人，义和团死了20人，附近居民也死了10来人，教堂尖顶被炮损毁。

这里的教堂始于1863年，来自法国的包神父为200位教徒，修建了一座200平方圣母无染原罪小教堂。义和团前夕，1891年，天主教徒人数达到了863人。义和团结束后的十来年，天主教徒飞速增加，到1915年全村天主教徒总数有2904人。1932年，法国巴黎外方教会的神父费声远在原址新建了一个更加宏伟的教堂，教堂可容纳5000人，同时建有修道院，婴儿院，学校，宿舍及食堂等设施，占地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

这座教堂和新民屯、曹家村、德兴堡、土耳坨等地的教堂，都在文革期间被损毁。费声远主教在沈阳战役期间，组织沈阳神学院等机构的学生和教徒逃往台湾，费神父和其他六名法国神父被捕入狱，后辗转到台湾花莲教区任主教署理，并病逝于台湾花莲市。

辽北铁岭的天主教最早始于1814年，来自加拿大的丁振铎在铁岭昌图建堂立会。教士们经常从北京过来看望教友。铁岭最早的教友也是外来移民，直到1895年，法国巴黎外方传道会梁神甫在铁岭修建了天主教堂。

在庚子之乱中“铁岭县洋式楼房十四间，洋楼二座。华式教堂瓦房二十间，草房二十二间，钟楼一座，冰窖四间”被毁。1900年梁亨利神父利用赔款重建了铁岭天主教堂，并永久租用了附近4000平方米土地，修建了修女院、学校、孤儿收容所、医院等建筑，教堂和附属设施占地面积也达到了2万平方。由梁亨利神父和中国人高明达两人共同管理，到1910年时天主教堂有信徒196人（男113人， 女83人）1932年发展到信徒家庭65户，305人（男150人，女155人）1936年，铁岭教友人数达到到了500人。

教会的“孤儿收容所”（育婴堂），专门收留或者收买穷苦人家养不起或者不愿意养的女童，由三名法国女教师和五名中国女教师负责养育， 1916年，收容所收容了375女童，女童七岁以后可以进入天主教会附属学校学习，三年后达到初等小学水平。女孩子年满十七岁达到高等小学程度，卒业后两年内，教她们学习烹饪和裁剪等技能，“年长出嫁寓慈善之意”。天主教皇附属学校是意大利人创办，分设男、女修学所，各设一名中国教师。1932年，附设学校有学生72名（男32人，女40人）。  

文革期间，铁岭天主教堂被砸，钟楼被毁，大钟不知所踪。2013年城市改造，开发商没有任何手续及没经过任何人同意情况下就把教会的围墙拆除了。这次教会周围一起被拆的居民怒不可遏地和教会站在了一起。

在吉林省，1902年，兰禄业重返吉林市索赔白银二十万两，购买了约6400平方米，开始筹建天主教堂。教堂由法国人设计，由奉天盖平县一家中国公司承包施工，民国六年（1917年）动工，耗时9年落成。这位主教先后在吉林建了四座天主教堂，其中保存最好的江沿天主堂（下图），即松江中路天主教堂。1912年后，吉林和长春两市区成了福传中心，农安、怀德、海龙、龙井、扶余、长岭等县形成了10个以农民教友为主体的教友集中村。

义和团运动后，天主教传教政策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教士不再参与教民的案件纠纷，传教士卷入世俗官司借助领事权力来争取信徒，是很重要的引发仇恨的原因。大批社会渣子入教寻求庇护，山东巡抚毓贤说，近来教堂收纳教民，不分良莠。奸民溷入教内，即倚教堂为护符，鱼肉良懦，凌轹乡邻；义和团重要的起源地山东冠县发生的梨园屯教案则是由于拆毁玉皇庙修建教堂，引起村民的不满所致。庚子之乱后，东北传教士则开始从政府手里购买未开垦土地，减少和村民摩擦。对于教徒严加约束。任用中国籍神父，减少文化冲突，比如，黑龙江北海镇的天主教自治村就是这样出现的。

北海镇最初叫圣若瑟屯，是法国神父陆平所建。必须有神父担保的人才能住在村里，他制定了十条村规，设立商会和农会，实行自治，成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模范村，得到政府表彰。此后，村里还修建了小学和中学，以及养老院，人口规模达到4000。

镇压义和团为恢复变法创造了条件，但是，教士们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并没有继续扩大。相反，随着中国人开始去国外留学系统的学习西方知识，传教士对中国的影响势微，“西方的知识和富强源出于基督教” 中国知识分子中对教士的这条说教并不买帐。中国人发现否认上帝礽可以取得进步。【7】儒家文化仍在中国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新教徒在中国影响力上升，他们为中国的改革派提供了一种可供模仿的榜样，尽管基督教在庚子之乱中遭到沉重打击，恢复的速度惊人。到1907年，中国基督徒数量达到100万人。东北的天主教人数在1919年比1900年翻了一番，达到了5万九千人。

1920年，教廷将以中国朝鲜族为主体的吉林延边地区的堂口，划给朝鲜元山教区，8年之后成立延吉教区，由德国圣欧笛勒本笃会管理。1925年，抚顺教区从沈阳教区划分出来。1928年，从吉林教区划分出齐齐哈尔教区，由瑞士白冷外方教会管理，第二年，教廷又从吉林教区划分出四平教区，交由加拿大魁北克外方传教会管理。1949年，成立营口教区。

到1949年，东北有8个主教区，3个监牧区，大小教堂489座，神父376人，教友18万。吉林扶余县苏家窝棚、吉林小八家子村、辽宁锦州松树嘴子、辽宁辽中县三台子村和黑龙江黑北镇成为东北地区最重要的五个天主教自治村。

参考文献：

【1】庄宏忠｜19世纪天主教蒙古传教区东部界限争端研究

【2】刘新天｜伪满时期东北地区天主教研究--以小八家子和海北镇为例

【3】南怀仁｜《鞑靼旅行记》（薛虹译）P80

【4】尚海莉｜东北地区天主教教区历史沿革述略。

【5】张士尊｜牛庄“还堂案”与天主教传入东北

【6】刘燕｜晚清咸同年间"还堂案"研究

【7】費正清｜劍橋晚清史，P53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

【8】柏理安｜东方之旅：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  

【9】《营口年鉴资料汇编》1986年版

【10】张海燕｜东北义和团的抗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