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这波传教热再度兴起，天主教的传教士们立刻深入到广阔的中国腹地的穷乡僻壤去盘点早先耶稣会教士们（大部分）留下的遗产，而新教的传教士们的处境和第一批来中国的耶稣会教士们很相像，他们进入中国第一站是广州，首先设法在广州立足。
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不能结婚，新教的教士们则拖家带口，1843年前的广州规定外国妇女不能在广州生活，传教士的家属只好留在澳门，从广州出发到澳门看家眷，就要三天时间，这也限制了早期传教士们的活动范围。
到中国后，新教的传教士们主要学习语言，了解中国，翻译圣经、源源不断地出版中文宗教文章和小册子，这为今后的传教工作夯实了基础。这些小册子流传甚广，结果始料未及。
教士们对出版很重视，为此招募了了受过训练的印刷工。美国第一位汉学家何三畏就是被美部会任命为中国差会的印刷工。英国汉学家麦斯都也是一位印刷工。新教教士留下的两大遗产，出版印刷和兴办教育，早期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这些印刷所需要翻译甚至编撰大量书籍，需要精通双语的写手，只能自己培养，米怜的印刷所也是他创办的英华书院的一部分，麦斯都在上海的印刷所叫墨海书院，都培养了很多汉学家和大量翻译人才。
马礼逊到中国7年后，迎来了第一位工作伙伴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在此之前，马礼逊一边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一边独自一人埋头翻译圣经和编撰字典。中国政府对外国人管理严格，挣钱可以，其他免谈，作为一名传教士在广州的生活实在太困难了。
（广州十三行）
1843年之前，【1】在广州做生意的外国人被指定区域居住，集中管理，都住在广州城外十三行珠江边的一片小区域，以“区隔华夷”，而且，也不是人人可以入住，“舶长曰‘大班’，次曰‘二班’，得居停十三行，余悉守舶” 【2】只有船上的高级船员才能租住在十三行，其余只能住船上。但凡外国妇女，商人的妻女以及女佣都禁止登船上岸。外国人被禁止雇佣中国女佣。外国人也不能坐轿子，也不能跟中国人学习中文，也不能私自雇佣中国人，外国人不能和中国人随便接触，更别说传教了。【3】
米怜在广州待了数月秘密学习中文，也帮着马礼逊完成圣经的翻译工作。马礼逊的《华英字典》编撰工作已经完成，东印度公司决定全力支持这本字典的出版。1814年，东印度公司为此专门列支了经费，在澳门成立了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并聘请了专业印刷工人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负责字典印刷工作。
当时的中国中文印刷采用雕版，西方印刷使用活字印刷，这本厚厚的中英文合璧的字典采用什么方式印刷成了问题。雕版太浪费了，而且涉及表格、行间距、注脚线等一系列排版问题，【4】讨论和实验的结果是全部采用金属活字印刷。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在中国境内进行中文金属活字印刷。
1815年，马礼逊的字典开印，直到1823年4月，耗时八年，才全部印完，东印度公司为此提供的赞助高达10440英镑。这本字典一共印了750本，其中650本被赠送给作者，作为稿酬。整个字典共分6卷，收录4万词条，总计4827页。汤姆斯留下的这套字后被美国传教士何三畏借走，用来印刷麦都斯的《闽南语词典》。后来，英国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1789年－1856年）把这套活字赠送给了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印刷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毁于十三行大火。
也在这一年，马礼逊和米怜翻译的圣经也到了可以付印的程度。在广州过完冬天，米怜和中国雕刻匠梁发，带着招募的十几位中国刻板工出发前往马六甲，开办印刷所。1816年，伦敦传教会为这个印刷所招募印刷工人，印刷工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年-1857年）前来应聘，十九世纪中文出版印刷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登场了，他把石印技术带到了中国。
1826年，马礼逊从伦敦度假回中国，携带了一台石印机器，这是中国境内最早的石印机器，1829年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办事处搞了一台更先进的石印机。马礼逊培训了一名中国石印工人屈亚昂（ Kew A-gang），屈亚昂是最早一批替传教士工作的雕版印刷工人，自1831年起受雇于伦敦教会，是中国最早学会石印的工人。现存最早的中文石印书刊是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九月和十月两期《各国消息》，由麦都思在广州主编、出版，现存仅二册，收藏在英国伦敦。现知最早用石版印刷的中文书籍，是麦都思于1829年石印的《东西史记和合》。
活字印刷效率更高，1838年，巴黎皇家印刷局(Royal Printing Office)把雕版铸成铅板，然后锯开，得到单个铅字。自古登堡起，欧洲的字母活字的规范工艺是这样的：先将阳文反字母刻于软钢上，火萃后变硬，形成字范(punch)。再用坚硬的字范冲压较软的铜板，得到阴文正字，做成字模(matrix)。最后，再用这字模浇铸铅合金活字。这套方法对中文来说太昂贵，因为中文字多。西方各国都想解决这个问题，法国人拆字，英国人求助于概率。
1828年，英国传教士塞缪尔·戴尔(Samuel Dyer,1804—1843) 来到英华书院的印刷所工作，研究中文的活字印刷。在伦敦学习汉语之初，戴尔就找了两位同学，把马礼逊翻译的中文《圣经》仔细数了一遍，发现《圣经》使用的汉字大约只有3600个；1832年起，戴尔把“四书”、《三国演义》、《烈女传》等共14种中文著作的汉字也统计了一遍，发现这十四种书共包括3232个汉字，其中常用字约1200个。戴尔写了一篇论文，并认为只需花费400镑，铸3000多字，就能得到一套字范。在广州商人以及伦敦总部支持下，戴尔募集到了所需资金，从1833年开始，使用欧洲规范工艺打造字范，到1835年初，戴尔得到了四套活字。
伦敦传教会对这项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从1842年3月开始，戴尔开始造一套更小的字，到1846年时，完成的大小字范累积到3891个。因为英华书院和印刷所 后来搬迁至香港，这个铸字工作最终在香港完成，因此把这套活字称为“香港字”。从1850年代初开始，香港字一直成为中文印刷市场上最主要的活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60年代中期，另一位传教士姜别利(W.Gamble,1830－1886)做出改进。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姜别利沿用戴尔的方法，对汉字使用频率继续深化分析，他查了包括《圣经》在内的28种书，共130万字，发现其中重见达一万次以上者有13个字，重见一千次以上者有224个字，其中重见不超过二十五次者仅3715个字。姜别利进一步将中文铅字分为常用、备用、罕用三大类，并据此设计了排字架，正面中间八盘装常用字，上下各八盘装备用字，两旁边四十六盘用来装罕用字。每类字都按照《康熙字典》部首检字法分部排列，他的这一发明使得印刷捡字比过去快了最少三倍。
这位传教士还发明了电镀造字法。他用黄杨木刻阳文，电镀制成紫铜阴文，镶入黄铜壳子形成字模。这不但极大降低了铸造成本，还缩小活字的尺寸，而且字形明晰美观。上海美华书馆利用他的方法制成铅字七种，一号至七号，并大量出售，这就是我们最常用的“宋字”，又称为美华字。
至此，传教士基本上解决了中文活字制造的问题，同时也发明了快捷实用中文排版检字方法，为中文印刷使用西方近代活字印刷解决了最基本、最关键的技术问题，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中文活字印刷技术。【5】
马礼逊的传教事业在1814年也取得了突破。马礼逊要求他的仆佣和助手参加他家里每天的祷告活动以及主日崇拜等活动，其中一名叫蔡高的印刷工人非常的虔诚，坚决要求入教，经过数年考察，1814年7月16日，在澳门海滨一处陡峭的山崖旁，马礼逊为其施洗。蔡高成为中国第一位基督徒。米怜也是这么要求的，两年后，另一位印刷工，和米怜一起去马六甲的梁发也成了一名基督徒。
1817年1月，广东地方官员搜查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蔡高和马礼逊的中文老师容德三以及另一名印刷工偷渡到马六甲，投靠米怜。蔡高和梁发，当时仅有的两名华人基督徒，跟随米怜学习了大半年，都成了当时马六甲宣教站的写手。不久，蔡高因严重肺病病故，而梁发则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梁发跟着米怜办中文刊物，成了公认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记者。
米怜去世后的第二年，马礼逊回英国探亲。马礼逊在出国前，把一直协助米怜工作的梁发召回广州并按立为传教士，梁发成了第一位中国籍传教士，在广州和澳门两地往来传教。马礼逊回到中国后，又把梁发册立为牧师。梁发回故乡传教，把本村一名青年发展为基督教徒，并开办了一所新式教育的儿童学院。
1827年，马礼逊再次回到中国第二年，写了一封公开信，请求美国派遣传道士来中国。1830年裨治文和雅裨理两人抵广州。第二年，一名自由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Gützlaff，1803年—1851年）也来到了中国和马礼逊汇合，更多的传教士，开始源源不断进入中国。
郭士立大部分时间跟着商船沿着中国海岸线到处跑，并尽一切可能广为散发基督教书籍。后来，郭士立把自己在1831年-1833之间，乘坐鸦片船，在中国沿海一带旅行时的所见所闻写成游记《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郭士立三次探险的第二次争议最大，因为是担任鸦片走私船的翻译，帮着推销鸦片。最后一次探险活动则是市场调查，测绘水水文航线。郭士立发现，北方市场正在以合适的价格出售来自国外的各种商品，要扩大对华贸易，就要打开北方市场，郭士立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武力而不是商议。
郭士立这一系列探险鼓舞了传教士们散发圣经和宗教小册子的热情。也在这段时间，梁发把他跟洋人所学15年的东西，写成了九本、洋洋洒洒十万言的系列布道书——《劝世良言》（Good Words exhorting the Age），经马礼逊修订后1832年在广州印刷出版。洋人沿着河道散发宗教小册子，很难讲有什么作用，大部分中国人不识字。拿到小册字后转手就卖了，梁发不但是印刷专家，还是散发传单小册子的专家，他在广州一次传教，可散发7000多册小册子，他开创性带着另一位教徒屈昂跑到科举考场门口散发他的《劝世良言》。【6】
1934年，马礼逊因病去世，他被埋在了澳门妻女的身边，这一年，东印度公司的对华经营特许被取消，英国开始派出了对华商务官员，越来越多的传教士不顾禁令，沿河深入内地散发小册子，也跑到贡院门口散发。1935年，麦都思和“美国海员之友传道会”（the Seaman’s Friend Society）的另一位传教士史蒂文（Edwen Stevens )租了阿里发洋行的一条双轨横帆船，带了两万册小册字北上寻找地点散发。
根据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考证，【7】1836年，洪秀全第二次去广州应试的时候，遇到了这位刚刚回到广州不久、特别热心散发小册子的史蒂文，并得到了一本梁发写的《劝世良言》。
八年后，这本小册字被翻出来认真阅读了，洪秀全与表亲冯云山、族弟洪仁玕自行洗礼，还跑到了广西一带传教布道，而且信徒者众，不到几个月的时间，仅洪秀全在赐谷山区就发展了100多教徒。
这一年，郭士立在香港组织华人创办了“福汉会”，到第二年，会员就达到了200多人，1846年还在广西设立了几处分会，包括在桂平县，这里的客家人正成群的加入冯云山创办的“拜上帝会”，有2000之众。【8】史景迁在他的《太平天国》一书中认为，这也许是郭士立给他们打下的基础。1847年初，正在广州的洪秀全、洪仁玕收到了福汉会成员邀请，去罗孝全的教堂听课。
罗孝全(Issachar Jacob Roberts 1802—1871)，来自美国田纳西州，是美国浸礼会牧师，他自学成了传教人，和郭士立是好友，郭士立创办“福汉会”时唯一的外国人会员。鸦片战争爆发后，传教士们纷纷远走澳门等地避难，《南京条约》签订后，局势稍微稳定，罗孝全第一个回到了广州，跟郭士立一样，罗孝全洗船穿着中国人的衣服，操着跟郭士立学习的客家话，在田野乡间到处散发小册字。1846年，罗教士刚刚在广州南关东石角租地，建造一座礼拜堂。在这个教堂，洪秀全学习了三个月，第一次读到了全本的圣经，差一点被洗礼，脾气暴躁的罗孝全误以为其为了钱财才入教，洗礼前改变了主义。在洪秀全临行前，罗孝全还送他一本郭实腊等人翻译的《新遗诏书》。后来，这本书被太平天国多次翻印。
七年过去了，1853年，太平天国在南京建立政权，改南京为天京。对上海租界的外国人来说，叛军已经近在咫尺。西方各国对中国正在发生的“这场世人所见过的最大的革命”众说纷纭。【9】
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说，“上帝的手插入到这个大运动中，这是无可怀疑的。”罗孝全从传教士韩山明那里知道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竟然是自己的教徒，在广州当地一份报纸说吹捧洪秀全，举止“纯洁无暇”，是先知，可能是在“争取宗教信仰自由”。【10】
1853年4月27日，英国全权公使兼香港总督文咸爵士（Sir Samuel George Bonham，1803年－1863年）下令在上海的英国蒸汽战舰HMS Hermes北上，他决定亲自访问南京。不过，处于外交对等原则的困惑，文咸并未下船，与北王韦昌辉及翼王石达开会面的是船长费熙班（E.G. Fishbourne）和翻译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这趟旅行带回的信息相互矛盾。
麦都思研究了这趟旅行收集的文件和信息，说太平军似乎“在某些方面优于欧洲人”，他指的是天平天国的清教徒道德倾向，以及太平军严明军纪，太平军《行营规矩》规定不得杀害平民，不得烧毁房屋，更不得擅入民宅。同时，太平军使用的圣经更是让麦都思亲切和振奋，在1853年12月29日写给伦敦传道会的信中说：“旧约方面，他们采用郭士力的译本，没有做出只字片语的改动……。新约方面，他们采用我和郭士立在1835年的译本……。那是这些译本的最早版本之一，是起义者按他们所得到的原原本本的采用”。
但是，英国公使文咸认为太平天国宗教是一种“伪造的启示”，虽然以旧约为基础，但是“摻入迷信和谬误成分”。【11】
这年的9月份法国公使布尔布隆（M.de Bourboulon ）也跑去了南京。英国公使去南京的理由是要让太平军确切知道英国政府的中立立场，法国公使的目的是“将法国对天主教徒的保护扩展”到南京【12】太平军进入南京后，南京有200左右天主教徒，他们的财产遭到劫掠，教堂被捣毁，死伤不少，很多人差一点被砍头。天主教南京教区主教赵方济（F. X. Maresca）发表文章谴责太平天国。
美国公使在马沙利为英国人第一个跑到南京生气，美国海军正全力以赴日本之行【13】，没有合适的船只前往南京。罗孝全也设法到了上海，请求马沙利批准他去南京，马沙利威胁说，他敢去，要么遣送他回国，要么就绞死他。马沙利的继任者麦莲（Robert Mclane）于第二年5月到了南京，罗孝全向其请求随行，遭到了拒绝，麦莲带上了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和伯驾。后起之秀美国并没有受到太平天国的重视，美国人表达“友好之意”的愿望没有被传达到位，美国人收到一份要求他们以后年年朝贡的回信，海军助理军医法斯（Charter Fahs）等八人沿着南京城墙溜达，被抓去严加审讯。美国公使麦莲向国务卿递交的报告和传教士裨治文回上海后发表《调查报告》，都否定太平天国，不是真正的基督方向，配不上文明世界的尊敬。美国公使麦莲认为，跟太平天国打交道“差不多是不可克服的困难”，裨治文认为太平天国可能不会承认清政府和外国签订的条约。
直到1860年，罗孝全才终于到了南京。一年前，洪仁玕率先设法到了南京。洪仁玕跟洪秀全一起到罗孝全的教堂学习，率先离开后，就再也没有能成功和洪秀全汇合。在天平天国定都南京，英法美各国纷纷去南京一探究竟的时候，洪仁玕到了香港，找到了传教士韩山明（Theodore Hamberg，1819－1854）
韩山明生于瑞典京都斯德歌尔摩（Stockholm）是德国差会崇真会派遣（Basel Mission）的传教士。他也是第一位来中国的瑞典传教士。这家德国差会向广东客家地区派遣传教士，源于士郭士立大力推荐。派遣的传教士都跟着郭士立学习福建话，和罗孝全一样是福汉会成员。
洪仁玕找到韩山明向他讲述了太平天国的故事，洪秀全的梦，还有梁发的小册子。韩山明给洪仁玕施洗，并用英文写成《太平天国首义记》（The Visions of Hung Siu 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一书在香港出版，以《中国叛军首领》（The Chinese Rebel Chief ）在伦敦出版，为太平天国的基督徒募款。1854年，洪仁玕带着韩山明赞助的盘缠和望眼镜、指南针等厚重的礼物前往南京。此行并不成功，洪仁玕被困在了上海，寄身麦斯都的墨海书馆，后来他提出“开放新闻馆，任命新闻官”的主张即来源于此段经历。
洪仁玕因为留宿了吸食鸦片的朋友，被教会驱逐，只好又回到了香港，这次他去了马礼逊和米怜创办的英华书院，帮助英华书院校长的著名汉学家、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年－1897年）翻译儒家经典，也在学校教学生历史和文学。理雅各对洪仁玕非常欣赏和信任，说洪仁玕是”唯一一个和他走路时勾肩搭背的中国人“。洪仁玕的还推荐了同族兄弟当了理雅各的管家。
在史景迁所著的《太平天国》说，理雅各始终主张翻译成“上帝”而不是“神”，这个天平天国用法一致，这让他们走得更近。理雅各认为上帝在其他地方也可能留下见证，即使这些见证被歪曲。1863年，戈登率领的英法联军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理雅各发表公开信抗议：“我的国家对他们（太平天国）的态度，让我每思及此，便以自己是英国人而感到羞耻。”
郭士立和理雅各等不少西方传教士曾对太平天国寄以厚望，因为他们想“藉太平天国，使中国成为基督化的国度”。他们认为《以赛亚书》第49章11节、12节中提到的“斯人将自秦之地而来” 中的Sinim 就是中国。
作为朋友，理雅各告诫洪仁玕远离太平军，安心传教。但是，其他传教士们不这么认为，太平天国所欠缺的，只是正确的教义和合格的传教士，这一切将随着他们的到来迎刃而解。理雅各的助手湛约翰，赞助并鼓励洪仁玕去南京。尽快劝说南京方面和洋人合作，是洪仁玕急着进入南京的一个原因。
洪仁玕担任了太平天国的干王，提出了《资政新篇》仿效西洋，主张采用美国政治体制，兴办工厂、铁路等现代企业、开办报馆、改善福利、禁止滥用死刑等二十八条近现代改革措施。但是，都沦为纸上空谈。1862年10月，洪仁玕在香港时的故交、中国第一个在美国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容闳到天京拜访洪仁玕，提出多项改革，未能实行，失望离去。
1860年，太平军进入上海周边，外国传教士蜂拥进入太平天国辖区。美国传教士高第丕（T. P. Crawford）、花兰芷（J. L. Hoimes）、赫威尔（J. B. Hartwell）伦敦传教会的艾约瑟（JosephEdkins, 1823－1905）和杨笃信（Griffith.John，1831一1912)、英国圣公会安立甘会牧师包尔腾（J. S. Burdon）、英国美以美会牧师伊诺森（John Innocent）、法国新教巴黎福音会牧师劳（Oscar Rau）英国传教士卢卫廉（William Lobschied）还有罗秀全，包括之前的戴作士（Charles Taylor）前后有12位之多。1861年的时候，罗秀全被任命为洋务丞相。到1862年年初，罗孝全也离开南京了。
传教士们在华传教两大障碍，一是多神崇拜、一是偶像崇拜，这两点和洪秀全的拜上帝教见庙就拆，“唯上帝真神”的主张完全吻合。用伦敦会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的话来概括: 这个革命运动是大有利于基督教的【14】。1860年6月初，以艾约瑟为首的一批传教士到达苏州，见到了忠王李秀成和洪仁玕。这时的外国传教士们盛赞洪仁玕已经将新旧约圣经视为上帝的示和真理的准则。洪仁玕对艾约瑟表示, 他对三位一体的见解与正统的基督教教义是完全一致的。此时的传教士们对天平天国的满怀憧憬。
在艾约瑟和洪秀全之间一场关于基督教教义的讨论，让传教士们对天平天国的态度急剧转变。其中，传教士们最不能忍受的观点是，洪秀全认为自己是神送下来，让他修改圣经的。【15】即使是同样反对偶像崇拜，传教士们的理由和洪秀全的也不一致。传教士们认为上帝是无形的，而洪秀全认为上帝有形，但是不愿意被世人所见。艾约瑟认为一个外国基督徒是不能支持这一运动的, 因为它被巨大的罪恶和暴行所玷污。【16】
1860年9月《北华捷报》发表了刚刚访问了南京的花兰芷牧师的一封信，这位传教士说“基督教的名称被冒用于一种令人作呕的偶像崇拜制度。”，”他们对于上帝的观念是歪曲的,比崇拜偶像的中国人的神的观念还要恶劣。”
1863年年初，罗孝全离开南京，逃到了停泊在南京江面上的英国军舰狐狸号上(Peynard)。2月4日罗孝全在《北华捷报》发表了他与洪秀全的决裂宣言。“我现在反对他们的程度并不亚于当初我支持他们的程度。”这时在太平天国管辖范围内的外国传教士已经差不多走光了。
1860年已经是转折点了，这一年，《北京条约》签订，传教士们最关心的自由传教问题，已经获得清政府的许可，甚至，连百年前之前遭到没收的教会财产也可以获得赔偿，清政府率先做出大幅改变，1861年，总理衙门设立 ，专门和外国人打交道。大清帝国的洋务运动正蓬勃发展。随着罗孝全的离开，清剿太平军面临的舆论防线已经瓦解并开始转向。太平天国寄望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的努力，付之流水。英国方面拒绝了洪仁玕签订通商和好章程的请求。
清教徒式的女权运动和道德自律，在中国其他的反叛运动中，虽然也不乏类似的倾向。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一次，通过基督教，中国革命和世界历史开始共振。洪秀全尽管仍未跳出儒家文化赋予他的社会刻板印象，在基督教启示下，见到孔庙就烧砸，甚至挑战皇权，不认可世间之主。马克思说这是一场令人赞叹的革命。
共产党在一段时期内把太平天国视作自己先驱【17】我看到更多的辛亥革命的诸多影子，带有革命倾向的秘密社会，打倒满清政府的号召，以及头发上的文章，满清“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终成了革命的标志。1866年孙中山在广东出生，太平天国播下的种子，已然生根。
太平天国运动把基督教融入中国模子，平均主义被赋予新的内涵， 而太平天国的镇压者意识到现代化和维持传统社会形式以及加强正统密切相关，【18】预演了中国近代史化的线路，其背后根深蒂固的文化，那道阻断中国融入世界文明的巨大的隔膜。至今，依然顽固存在。
卫三畏在他的《中国总论》论述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时说，“如果基督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扎根，那么政府权力性质自然会改变” 。这大概是后来，特别是21世纪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迫切地投身中国基督化过程最大动因。
参考文献
【1】指1843年签订的《南京条约》
【2】清《粤海关志》
【3】根据两广总督的李侍尧的进呈，乾隆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内容
【4】谭树林｜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西文化交流
【5】胡国祥｜《近代传教士出版研究 》
【6】【7】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 ｜天平天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8】【9】裴士锋 Stephen R. Platt｜天国之秋 引述《泰晤士报》评论，就各个方面来说，”都是世人见过最大的革命“。P01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10】【11】【12】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 ｜天平天国：三船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3】马休·卡尔佩斯·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年－1858）1853年7月8日率领4艘蒸汽船艇,打开日本国门。艾约瑟｜访问南京纪事
【14】施嘉斯｜旅华十二年 [M]
【15】Jane R. Edk ins. Ch inese Scenes and People. with Notices ofChristian M issions and Missiona ry Life in a Se ries of Le tters from Va rious Parts of China. with a Narrative of a V isit to Nank ing by her H usband. the Rev. Joseph. Edk ins, 1863, p. 294
【16】] S. W. Bushe l,l obituary notice: Rev. Joseph Edk ins, D. D. Journal of the Roya lA sia tic Society, 1906.
【17】菊池秀明 ｜讲谈社中国史：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 南来之风的兴起---太平天国运动与列强，P3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18】谢和耐 Jacques Gernet ｜中国社会史 Le Monde Chinois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