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三省基督教宗发展小考

元朝时，天主教就传入中国，在元大都就有方济各会士和多明我会会士在传教。我这篇把基督教到中国的历史从明末清初写起，因为 1）元灭以后，基督教在中国几乎绝迹，2）而目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则是大航海时代以来基督教近现代的传教运动的结果。这一传教运动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开始，到17世纪达到顶峰，随后衰落；第二阶段从19世纪初开始重新振兴。中国基督教宗的发展大体上也随着这一曲线起伏发展。  

一位东北的朋友说，基督教只在中国沿海地区流行吧？我们东北，是满族人的地盘，汉族都很迟才获准移民，不会有什么基督教吧。我说，不是。清廷百年禁教，天主教被迫转向蒙满边疆等地区寻求避难所，【1】你们东北是非常重要的教区。看教堂的质量、数量就知道了。哈尔滨众多的东正教教堂就不说了，沈阳、长春、吉林、大连，每个东北重要的城市，甚至乡村都有高耸入云，恢弘的哥特教堂。

1830年起，新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们随着工业资本的殖民扩张相继踏足中华帝国，他们虔诚的转换异教徒，传播福音，以此荣耀上帝。中国历来对外来宗教不是抵触而是改造。传入中国时间越早就越被改造的面目全非，佛教和儒家文化以及道教三合一，成为中华文明一部分，同样一神论的伊斯兰教在中国也做出巨大让步，穆斯林们学习儒家经典并参加考试，遵奉“其他神授权的”君王；这次在西方列强尖船利炮庇护下，传教士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他们身处帝国与帝国政治冲突的漩涡之中，站在了东西方文明冲突的最前沿。

摘要:

本文回顾了东北基督教发展过程和状况，传教机构和规模。重点梳理了传教活动从不平等条约中的获益、影响，以及义和团运动对传教活动带来的改变。

东北地区是一个特别的所在，这个地方是先有教友，后有传教士。【2】“闯关东”的汉族移民早于传教士到达这块黑土地，建立了稳固的传教区。【1】

清初著名的传教士，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1623年—1688年），是康熙爷的科学老师。1682年，康熙第一次东巡，带上了南怀仁一路观天测地，南怀仁把所见所闻写成了《鞑靼旅行记》一书。书里记载，他在辽东名城沈阳、吉林、开原（现铁岭下属县级市），甚至乌拉城（今吉林下属乌拉镇）都会见了基督徒，听取他们的忏悔，为他们所布的教徒们洗礼。【3】1696年开始，就有法国传教士在营口、朝阳一带传教。从这一年开始，东北开始属于北京教区管辖。【4】这种联系并不紧密，有记载的看，沈阳地区大约有40名天主教徒，他们每年也就收到一份来自北京京西天主教堂寄给他们的“瞻礼单”，也就是天主教一年的节日日历。【5】总的来说，这些天主教徒，都是外来移民，大部分“孤立无援”，一部分和传教士们保持某种联系。顺治十年颁布了《辽东移民招垦令》，从1653年-1668年，鼓励汉人移民东北垦荒。来自山西、山东、以及福建沿海大量移民北上，把天主教带入东北。

16世纪天主教敲开中国大门，在明末清初，朝代更迭的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努力根植于中国社会，传播福音，教徒人数一度达到70万。到 1724年，雍正二年， 清政府下令禁止天主教，违禁传教极刑伺候。此后120年，基督教在中国被视为异端。经过百年禁教，严厉镇压，1840年时候的东北，这样的基督徒还剩多少呢？

1838年8月14日，教宗格列高列十六世将中国北方长城以外的满洲、蒙古地区从北京代牧区划出，成立辽东代牧区【1】，1840年的时候，以满清政府“柳条边”为界，又将代牧区一分为二，分为蒙古代牧区和辽东满洲代牧区（后称满洲代牧区），方若望成为辽东满洲代牧区的宗座代牧。1841年，方若望到达营口，开始他在东北筚路蓝缕的传教历程。这位主教是当时东北唯一的一位传教士。这位主教首先巡视自己教区清点教友人数，他一共核实到东北有21个天主教徒聚集点，总计2319名教友。

 據估計，1800年到1830年，整個中國的天主教徒人数在20-25萬人之間。【7】這些教徒是17、18世紀傳教團體，特別是耶穌會留下的遺產。雖然上海一地的天主教徒一度占据了中国天主教徒1/3之众，【8】但是，广大的农村地区，才是传教事业的“新大陆”，狂热的信徒在农村。信徒中虽然有像徐光启这样的高级官员和中国文化名人，但是，根据1604年，葡萄牙耶稣会高级会士李玛偌在中国的巡视报告，算上家属，中国受了洗礼的官员也数量有限。中国天主教徒几乎是与世隔绝、孤立的的团体，绝大多数都来自不幸的阶级，【7】包括社会弃儿、穷困潦倒的人、不识字的乡下人和没文化的工匠等。【8】

就像树枝经过修剪，才能枝叶繁茂，经历了各种打压和考验，在东北农村，形成了很多稳固的基督教社区。比如小黑山、松树嘴子村、小八家子村等，个人信仰成为家族信仰，令人欣喜的是，这些信仰发自内心。

1.辽宁的小黑山

辽宁锦州小黑山（黑山县）在1820年迁来了李、丁、肖三姓人家，他们不但信教而且传教，三年后，还在购置12间房屋用作教堂。而那时，东北还没有传教士。

小黑山的天主教发展势头迅猛，1885年的时候，县城内就有700多天主教徒。1885年黑山正式成立教会，两位法国神父在此传教，并修建了教堂。1887年，苏裴理斯（Marie Felix Choulet，M.E.P）被派到小黑山传教。【4】苏裴理斯后来成为南满教区第二位主教，修建了沈阳的小南天主教堂。

庚子之乱时，小黑山的教堂被义和团焚毁，80多教友被杀，两位法国神父为主殉道。1906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又派了卫宗藩等两位神父赴黑山，用庚子赔款修建了今日的教堂。那时教友已经发展到了2113人（男1067人、女l046人）。卫宗藩（Joannes Maria Blois）在苏裴理斯病重期间代理其职，后来成为沈阳总主教区主教。

2.辽宁的松树嘴子村

     

东北地区最早的传教在辽宁的朝阳县，1830年，法国谴使会荷兰籍卡斯特劳神父同两名中国神父一起，在辽东地区巡回传教，中国裔的何天章神父把传教点设在了朝阳县松树嘴子村（现朝阳县东大屯乡士毅村），此后，法国谴使会每年派一名华裔神甫化装成商人来朝阳秘密传教。这一地区有3000多名教友。

1840年，松树嘴子村被划入蒙古教区的管辖范围。所以，这3000教友并不属于方若望主教的满洲教区。清咸丰元年该教区才被划为满州教区。1865年又划入“圣母圣心会”蒙古传教区域。1883年年末，蒙古教区被划分为东蒙古、中蒙古、西南蒙古三个独立教区。东蒙古教区的主教府设在了松树嘴子村，首任主教是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荷兰籍传教士吕继贤。至此，满洲代牧区和蒙古代牧区为争夺包括这个村子的传教区，纠缠了40多年的争端终于告以段落。【1】

1900年庚子之乱，司化光神父（Jozef Segers,CICM）遭到义和团活埋，但松树嘴子天主堂得以保全。1903年，东蒙古教区有35位传教士及7位中国籍神父，到1907年则有41位传教士及9位国籍神父。

3.吉林的小八家子

吉林省最早最重要的传教点在农安（今长春市农安县）的小八家子村，1796年有八户农民迁徙于此开荒形成自然村，其中五户是在直隶受洗的教友，这五户教友在极度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坚守了自己的信仰，数十年如一日，集体祈祷，从不间断。1840年冬，方若望亲自到了这个村传教，他也成为西方传教士到吉林传教的第一人。方若望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简易教堂，【4】以后，这里一度成为韩国天主教徒的避难所。1844年，方若望派遣了一位法国籍的毕罗尔神父在这里担任神父。同年，小八家子有了自己第一位正式本堂神父，并成立了拉丁修院（吉林神哲学院前身），培养本土神父，这一年，韩国历史上第一位神父，被列入圣品的金大建，以及第二位神父，被称为韩国“汗的殉道者”的崔良业都在小八家子传教讲课。除了方若望主教，第二任主教杜公斯（Constantin Dubail）也曾在小八家子传教。

1858年，也就是咸丰八年，包若瑟 (Joseph Andre Boyer)被派到小八家子屯会口，他在这里创立了圣母圣心修女会，开始培养华裔修女和女教师。这时候的松树嘴子村有90户，350多名教友，并且又建了六间瓦房供大家做礼拜。

1865年，总理衙门发文，对传教士买土地建造教堂予以保护，确认了《中法续增条约》第六款的“租买土地，建造自便”。1866年，小八家子屯开始动工建设哥特式的“圣母圣心堂”。从1844年到1947年，总计有18名法国神父在这里担任本堂神父。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的《黄埔条约》规定，传教士可以在五口通商口岸传教，东北并没有口岸，所以以上传教活动都是非法的。传教士面临各种风险，方若望神父好容易盼来的助手，1842年被派遣来到东北的宝神父（Brulley de la Brunière），干了四年在黑龙江入海口佳木斯被基里亚克（Giliak）人杀了。【5】1850年，在蒙古传教的两位神父被捕，被押送至广东。1857年，又有两位神父在松树嘴子传教被捕，被押解到北京、上海。一直到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神父们终于可以在中国内陆合法传教了。而且，根据这一条约，营口成为通商口岸，对外开放。

东北天主教的发展和方若望的努力分不开，在中国工作15年后，1846年，这位主教回到故乡法国，为东北教区传教工作募款、募集人手。这位主教在法国东北部的梅兹大教堂发表了一次成功的公开演讲，五天后，就有两位传教士启程前往东北。八个月后，方神父又得到了两位法国来的神父。此后，东北天主教发展迅猛，到了1860年，满洲教区已有十二位神父在各处传教，截止到方若望去世，总计有将近48名法国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在满洲代牧区工作。

从1845年开始，就有上海教民索赔之前禁教期间被没收的财产，1860年的中法《北京条约》更一步规定清政府保护传教士活动，并赔还之前禁教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教会财产。之后，清政府谕令“奉天旗民和地方官，向该国领事言明，牛庄、下没沟新设埠口，该夷如欲盖天主教传教，听任自便“。【5】默认了《北京条约》的相关内容。1861年，东北的牛庄就发生了一起索赔案，官府勘验过程中，还发现了一座既有的天主教堂。这个案件一直到1868年8月才审理结束，不但归还房地，当地政府还按照传教士的要求修建了围墙。牛庄的索赔案，即“还堂案”，教士们蛮横无理拒绝土地置换要求，涉及一十三户当地居民搬迁，而且索赔无度，引发民众不满，这类“还堂案”引发民众对传教士愤怒，为之后的暴力反基督教事件、如教案、义和团运动埋下伏笔。

1860年后，方若望建了一些列的教堂，包括杨官、岔沟和沙岭教堂，直到1869年，方若望主教才有了自己的主教府，他出钱在营口买了一块地，面积三百多 vessels，准备新建会院（修道院）和一所孤儿院。同时，在奉天，仿若望还耗费3万法郎，购买了土地，准备新建教堂和医院。这座新的教堂就是沈阳南关教堂。

1869年，方若望主教回到了欧洲，参加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First Vatican Council) 方主教在休整期间到处演说，介绍远东地区传教事业的发展，引起轰动，招募了更多的力量。1875年，法国普照会（Les Soeurs de la Providence）派出了六位修女前往东北，这是到达东北的第一批外国修女。方若望再次回到满洲，定居营口，到1878年在营口去世。这一年，沈阳南关教堂建成，彼时沈阳有三位西方教士，一名华裔教士，700多名教友。据《奉天通志》记载：（天主教）又于城南高三家子、闵指挥屯、城北鲍家冈子各设分堂，徒亦数百。天主教已经在这片广袤的黑土地扎根。 

教徒不断增长，教区不断扩大，不断分出去形成新的教区。1898年，满洲教区被一分为二，南满教区设在奉天（沈阳），原满洲教区代牧纪隆统领奉天教务，主教堂在南关教堂；北满教区（1924年改名为吉林教区）设在吉林城，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兰禄业担任主教，他和包若瑟一行从沈阳来到吉林传教。主教府被设在吉林府牛马行，这里是当时吉林最繁华、最热闹的街道之一。

到1900年，整个中国天主教徒又恢复到了70万，包括大约四百五十至五百名本地牧师。1898年东北满洲教区的天主教徒则有大约2万5千人。

那么传教士们是如何传教的呢？他们如何使用中文解释教义呢？这些19世纪的法国传教士并不需要精通中文，他们有一本《要理问答》这本书有两种文字，中文和法文，还有两种拼音，官话和东北方言，也就是说法国传教士们操着东北土话，照本宣科，就能给东北不识字的农民宣教。在每一个传教点，还必须建一个要理学房，所在的地区，必须有一所男校、一所女校。到1919年，满洲代牧区总计有300所这样的学校，基本男女各半。

1900年初，山东、直隶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也席卷整个东北。从6月27日起，在朝阳城内杀天主教徒并焚毁教堂。6月末和七月初，沈阳城内义和团运动针对基督教的暴力行为达到了高潮。6月30号，义和团在大法师刘喜禄和张海的率领下，首先烧毁了奉天城大东门外的刚刚落成一年不到的英国耶稣教堂（东关教堂）、以及传教士住宅和教会医院。7月1号下午，在清军配合下，烧毁教堂，医院和教会学校。最后包围了南关法国天主教奉天总教堂。主教纪隆指挥教徒“排列枪炮”还击，7月2号，副都统晋昌率领数百清军和数门大炮参战，直到3日，攻陷教堂，把法国人纪隆主教、5名法国神父、两名中国神父、2名修女、400余名信徒全部烧死在教堂内，这就是著名的“沈阳教难”案。同日，义和团蔓延至辽阳，大沙岭教堂被焚；6号营口、刘庄天主教堂被烧，义和团遍布奉天全省。

吉林的义和团兴起比较迟，6月29号，义和团在吉林烧毁教会医院，7月2号烧毁团山子耶酥教堂，9号，伊通天主教堂被毁，15号，义和团蔓延到长春，长春的法国天主教堂被烧，英国耶稣教会医院以及耶稣堂被毁。16号，攻打榆树县的天主教堂。

这时，距离榆树不远的小八家子专派四人找到长春府，寻求保护。不过，七月十八日，这座教堂还是被烧掉了，小八家子培养的第一批华人神父中的李万珍神父被活活烧死。

1903年获得赔款重修教堂。这个庚子赔款修建的教堂在1967年破四旧时，被红卫兵小将们彻底拆除，1968年，文化大革命，夏魁一神父被打死，丁方济（炳南）神父被活埋与苏家五大门，不输1900年。

1982年，国家落实宗教政策，政府给了当地微薄赔偿，加上社会各界捐款，废物利用，于1986年重建了小八家子教堂。后面不断新建幼儿园、养老院等施舍，到2017年，重又建了一个更加宏伟的双塔哥特式教堂。

庚子之乱平息以后，神父们纷纷重返教区。1912年法国苏悲理斯主教利用庚子赔款在原址上重建了可容纳1500人的沈阳南关教堂。同时复建的还有附近天主教育婴堂，养老院和一座小教堂，法国孚日省波尔蒂约的一个教会孤儿院在1875年和这里结成互助关系，从1911年到1941年三十年期间，沈阳的育婴堂收养了415名婴孩，养老院赡养了129名孤寡残疾老人。目前、小教堂、养老院和育婴堂已经荡然无存了。

在辽中县，肖寨门镇三台子天主堂教堂的郭神父率领数百教徒抵抗义和团进攻，激战21天，守住了天主堂。教徒死了10来人，义和团死了20人，附近居民也死了10来人，教堂尖顶被炮损毁。

这里的教堂始于1863年，来自法国的包神父为200位教徒，修建了一座200平方圣母无染原罪小教堂。义和团前夕，1891年，天主教徒人数达到了863人。义和团结束后的十来年，天主教徒飞速增加，到1915年全村天主教徒总数有2904人。1932年，法国巴黎外方教会的神父费声远在原址新建了一个更加宏伟的教堂，教堂可容纳5000人，同时建有修道院，婴儿院，学校，宿舍及食堂等设施，占地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

这座教堂和新民屯、曹家村、德兴堡、土耳坨等地的教堂，都在文革期间被损毁。费声远主教在沈阳战役期间，组织沈阳神学院等机构的学生和教徒逃往台湾，费神父和其他六名法国神父被捕入狱，后辗转到台湾花莲教区任主教署理，并病逝于台湾花莲市。

辽北铁岭的天主教最早始于1814年，来自加拿大的丁振铎在铁岭昌图建堂立会。教士们经常从北京过来看望教友。铁岭最早的教友也是外来移民，直到1895年，法国巴黎外方传道会梁神甫在铁岭修建了天主教堂。

在庚子之乱中“铁岭县洋式楼房十四间，洋楼二座。华式教堂瓦房二十间，草房二十二间，钟楼一座，冰窖四间”被毁。1900年梁亨利神父利用赔款重建了铁岭天主教堂，并永久租用了附近4000平方米土地，修建了修女院、学校、孤儿收容所、医院等建筑，教堂和附属设施占地面积也达到了2万平方。由梁亨利神父和中国人高明达两人共同管理，到1910年时天主教堂有信徒196人（男113人， 女83人）1932年发展到信徒家庭65户，305人（男150人，女155人）1936年，铁岭教友人数达到到了500人。

教会的“孤儿收容所”（育婴堂），专门收留或者收买穷苦人家养不起或者不愿意养的女童，由三名法国女教师和五名中国女教师负责养育， 1916年，收容所收容了375女童，女童七岁以后可以进入天主教会附属学校学习，三年后达到初等小学水平。女孩子年满十七岁达到高等小学程度，卒业后两年内，教她们学习烹饪和裁剪等技能，“年长出嫁寓慈善之意”。天主教皇附属学校是意大利人创办，分设男、女修学所，各设一名中国教师。1932年，附设学校有学生72名（男32人，女40人）。  

文革期间，铁岭天主教堂被砸，钟楼被毁，大钟不知所踪。2013年城市改造，开发商没有任何手续及没经过任何人同意情况下就把教会的围墙拆除了。这次教会周围一起被拆的居民怒不可遏地和教会站在了一起。

在吉林省，1902年，兰禄业重返吉林市索赔白银二十万两，购买了约6400平方米，开始筹建天主教堂。教堂由法国人设计，由奉天盖平县一家中国公司承包施工，民国六年（1917年）动工，耗时9年落成。这位主教先后在吉林建了四座天主教堂，其中保存最好的江沿天主堂（下图），即松江中路天主教堂。1912年后，吉林和长春两市区成了福传中心，农安、怀德、海龙、龙井、扶余、长岭等县形成了10个以农民教友为主体的教友集中村。

义和团运动后，天主教传教政策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教士不再参与教民的案件纠纷，传教士卷入世俗官司借助领事权力来争取信徒，是很重要的引发仇恨的原因。大批社会渣子入教寻求庇护，山东巡抚毓贤说，近来教堂收纳教民，不分良莠。奸民溷入教内，即倚教堂为护符，鱼肉良懦，凌轹乡邻；义和团重要的起源地山东冠县发生的梨园屯教案则是由于拆毁玉皇庙修建教堂，引起村民的不满所致。庚子之乱后，东北传教士则开始从政府手里购买未开垦土地，减少和村民摩擦。对于教徒严加约束。任用中国籍神父，减少文化冲突，比如，黑龙江北海镇的天主教自治村就是这样出现的。

北海镇最初叫圣若瑟屯，是法国神父陆平所建。必须有神父担保的人才能住在村里，他制定了十条村规，设立商会和农会，实行自治，成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模范村，得到政府表彰。此后，村里还修建了小学和中学，以及养老院，人口规模达到4000。

镇压义和团为恢复变法创造了条件，但是，教士们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并没有继续扩大。相反，随着中国人开始去国外留学系统的学习西方知识，传教士对中国的影响势微，“西方的知识和富强源出于基督教” 中国知识分子中对教士的这条说教并不买帐。中国人发现否认上帝礽可以取得进步。【7】儒家文化仍在中国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新教徒在中国影响力上升，他们为中国的改革派提供了一种可供模仿的榜样，尽管基督教在庚子之乱中遭到沉重打击，恢复的速度惊人。到1907年，中国基督徒数量达到100万人。东北的天主教人数在1919年比1900年翻了一番，达到了5万九千人。

1920年，教廷将以中国朝鲜族为主体的吉林延边地区的堂口，划给朝鲜元山教区，8年之后成立延吉教区，由德国圣欧笛勒本笃会管理。1925年，抚顺教区从沈阳教区划分出来。1928年，从吉林教区划分出齐齐哈尔教区，由瑞士白冷外方教会管理，第二年，教廷又从吉林教区划分出四平教区，交由加拿大魁北克外方传教会管理。1949年，成立营口教区。

到1949年，东北有8个主教区，3个监牧区，大小教堂489座，神父376人，教友18万。吉林扶余县苏家窝棚、吉林小八家子村、辽宁锦州松树嘴子、辽宁辽中县三台子村和黑龙江黑北镇成为东北地区最重要的五个天主教自治村。

参考文献：

【1】庄宏忠｜19世纪天主教蒙古传教区东部界限争端研究

【2】刘新天｜伪满时期东北地区天主教研究--以小八家子和海北镇为例

【3】南怀仁｜《鞑靼旅行记》（薛虹译）P80

【4】尚海莉｜东北地区天主教教区历史沿革述略。

【5】张士尊｜牛庄“还堂案”与天主教传入东北

【6】刘燕｜晚清咸同年间"还堂案"研究

【7】費正清｜劍橋晚清史，P53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

【8】柏理安｜东方之旅：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  

【9】《营口年鉴资料汇编》1986年版

【10】张海燕｜东北义和团的抗俄斗争

沙甸游记：文革中穆斯林的反抗

 和一对年轻夫妇结伴同游碧色寨，约好中午12点结束碧色寨的行程，下午一起去沙甸，我误解为先回蒙自后再去，到时间点了才明白是从碧色寨直接打车去沙甸，我略微有点犹豫：宾馆房间未退，早知道就把行李带出来了。年轻的夫妇不停地撺掇我，“你不是说找不到美食，就去找清真寺，清真菜好吃的么？我们去沙甸吃中饭。“ 结伴的另一位女士听说沙甸有西南地区最大的清真寺，也是一脸期待，于是正好四人凑一辆车过去。

在路上，我说，有个沙甸惨案，你们知道么？年轻的夫妇充满了好奇，回答知道一点，希望听听各方都是如何说的。他们先问开车的司机，知道这事么？如何看？司机说知道。部队围剿了沙甸回民村庄。司机说，穆斯林势力大，没人敢动，他们有枪，贩毒，乌烟瘴气的，被政府围剿了。那对夫妇中的妻子点点头，“一巴掌拍不响” 。她转头又反问我：你怎么看？我笑而不答，“先去看了再说”。

沙甸离着碧色寨很近。要是寸轨火车还开通，沙甸是碧色寨出来的第一站，沙甸乡位于个旧市北郊，是个旧、开远、蒙自、建水四县市交汇点，是红河州最大的穆斯林聚集区。

一个小时不到，出租车在沙甸大清真寺前停下，清真寺的对面果然是一溜的清真餐饮店。 “回回两把刀，一把牛羊肉，一把卖切糕”，民国时期南京做过一次回族社区调查，那时餐饮业是回族第一大职业，即使今日，在有保存完好的回族社区的城市，比如西安，回族的第一大职业仍是清真饮食业。【1】从北京到南京、到西安，就是四川洛水这样的小县城，只要有回民社区，当地名菜名店就是清真菜无疑。

来不及去沙甸美食街，就进了清真寺对面的店面吃中饭，我一回头，正看道清真寺绿色的洋葱头，笑出声来：从西北宁夏到东北吉林，一路上，各地都在拆清真寺的绿色洋葱头，到年底为限，全部拆光。现在已经过完年了，也就是说这里的洋葱头不拆。2014年，云南政府曾发文件【2】清理不符合文件要求的学生和教师，俗称“两清”运动，沙甸、昭通、玉溪等地同气连枝，舆论鼎沸。后来，事情不了了之。

沙甸大清真寺可容纳10000人同时做礼拜，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清真寺，现在的寺院是2005年扩建，总投资 1.3亿元，其中约1.1亿为个人集资，四个高93米的礼拜宣礼塔分别矗立在清真寺的四角，塔内有螺旋形阶梯，可拾阶而上。大殿内部装饰仿照麦加圣寺及麦地那圣寺风格，回廊顶部的弧形造型按照13~15世纪清真寺建筑风格设计。巨大屋廊通道，层层拱门和梁柱蔚为壮观。

殿外的广场上，还有按照中国传统牌坊建的爱国以及爱教牌坊，整个建筑中西合璧。

沙甸大清真寺是今年旅行所见到的对游客最友好的宗教场所了，没有之一。青海西宁、兰州的清真寺都没有开放，穆斯林都不能进，更不要说普通游客了。广州、吉林的天主教堂只让信徒进，游客一概免进。当地说，他们欢迎我们来参观，了解教会，但是，好不容易争取能做礼拜，万一出点问题，民宗局就要追究责任，教堂会被再次关闭。沙甸大清真寺脱鞋可以进入回廊参观，只有做礼拜的大殿不能进入，阿訇说，可以拍照，不能发抖音。这种友好，很是难得。

老的沙甸清真寺是乾隆年间扩建的中式建筑，可容上千人礼拜。清真寺在1975年的沙甸事件中被毁。1975年7月29日凌晨三时，昆明军区126团的一名副团长带着一个加强排30多人在熟悉沙甸地形和道路的人的引领下，首先突入大清真寺，执行抓捕任务。清真寺后院被认为是沙甸回民民兵的指挥中心驻扎地，但是，这里并没有人。看守清真寺的人员发现部队后，冒死敲响了叫拜楼的大钟报警。【3】“我营六连为先头连，从村前小石桥向前推进，这时四周还是一片宁静，但突然被阵阵急促的钟声响起而打破。瞬间，枪声大作，对空射击的流光弹，照亮了天空。”【4】一位当年通讯兵的回忆写道。

进村的部队遭遇了“人民战争” 【5】沙甸民兵利用自制武器开展地道站和巷战，以上百的死亡夺回了大清真寺，率先进入沙甸的100多人只幸存了三人。【5】一方是在电影和民兵训练中学会简单作战方法、手持简陋武器的村民，另一方，是动用加农炮、迫击炮、高射机枪、火焰喷射器等重武器【6】的中国陆军王牌军，号称“丛林猛虎”的第14军，【7】原计划在天亮之前结束战斗的三个小时的作战计划，最后打了7天8夜，部队久攻不下，伤亡过大，最后不得不撤出，采用地毯式炮击，然后士兵进入村子清剿的方式，再炮击，再搜索，现场十分惨烈，据说当年力主武力解决沙甸问题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周兴，看到现场部队和民众死伤惨状，当场病倒不起，当年十月因肝癌病逝于北京。

网上关于沙甸事件有很多详细的资料，既有处理该事件目前已退休的政府要员的回忆录，还有部队参战人员的回忆，各方写的事实差不多。沙甸被为夷为平地，4400多间房屋被毁，共计打死866名村民，伤残600多人。除了沙甸，附近开远县的新寨、砚山县的车白泥、田心茂龙、松毛坡、文山的茂克等地都相继被部队围剿。整个军事行动历时21天，回民共死亡1600余人，伤残1000多人。此事当时国际影响极坏，媒体评论政府用重武器打农民。

沙甸围剿的最后一天，8月4日在金鸡寨上演了沙甸惨案最残酷的一幕， 157名男女老幼村民，举着双手排队从金鸡寨南面出村投降。走到田埂上被几挺机枪扫射，发现没死的再逐一补射。其中五名幸存者中有三人是补枪也未被打死的，为我们留下了这段集体回忆。【2】

不了解文革历史的人可能会觉得这种武装冲突不可思议，从1967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开始，全国武斗进入高潮，【8】抢部队枪支武斗遍布全国。1967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J委、中央文革小组不得不颁发了《关于不准抢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九五”命令)，制止抢枪行为。即便这样，也于事无补， 1968年4月20日，四川广元国防军备仓库399库武器装备被抢事件震惊全川，399库政委任存世(师职)被打死。25号中江县的武斗，不但有各种轻重武器，还用上了毒气弹。【9】同一时期，广西的武斗发展到抢劫支援越南战争物资，铁路国际运输受阻的地步。

上海“一月风暴”伊始，毛泽东就说“军队要介入文革”，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的群众）、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和部门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国务院、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委员会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联合发文《关于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军队的介入，最终维持了国内稳定（军管），但是也造成更大的混乱。比如，军队坚决支持左派，究竟哪一个派别是“左派”，就靠各自领悟了，正如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所要求的，“给各地派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搞错”，一语成谶，这位很快犯错被打倒。实质上，大部分军区都站错队，犯了路线错误，有的接受中央批评继续留任，有的调离，有的被打倒，有的被捕隔离审查，文革造反对象蔓延到部队，部队卷入地方派系武斗，武斗变成武装斗争。

全国都混乱，各地有各地的乱。云南自有特色。

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很有意思，这位活了整整100岁，比他的任何政治对手都长寿。1958年，这位就被打倒过，1962年平反，改任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云南省政协副主席。1968年，他去北京参加汇报云南武斗问题的会议，和康生顶嘴，被康生斥之为“特务”，当场推出去，被关押了八年。关起来还算好的，在昆明时，赵健民被“造反派”五花大绑,戴上高帽,跪在公共汽车顶篷的行李架上游行示众。后来，赵健民亲自写文章说康生“相面”定案。读完文章，发现这位实在是个老是人，完全和康生不在一个频道，无法领悟领导说话精神，应该是把领导气坏了，最后搞了一个“赵健民云南特务组计划” 案，【11】整个云南省以“忠实执行赵健民国民党特务组计划”的罪名，先后有14000多人遭迫害致死，打伤致残的有38500多人，并株连无数。

到1968年3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谭甫仁就任云南军区司令、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和革委会主任。云南两个针锋相对的造反派组织是“八派”（八二三无产阶级派）和“炮派”（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炮派所属的工役制工程部队“工八团”被军区领导打成反革命的“滇西挺进纵队”受到部队围剿镇压，被打死了184人，驻地无辜的老百姓也被打死40多。谭甫仁到云南后开始认真执行林彪提出的“以人划线，层层站队” 继续清算站错队的造反派和他们的后台，把这个案子和这位赵健民特务案并案了，揪出了云南军区副司令陈康作为“ 支持赵健民组织政治土匪武装‘滇西挺进纵队’的黑手。这位清算认真、残酷到什么程度呢？1968年8月11日，谭甫仁和在北京学习了大半年的“云南班”的代表们分乘4架伊尔18飞机，才从北京抵昆明，当起了毛泽东嘱托的“云南王”，到1970年12月17日，仅仅干了两年，他被自己的保安干部开枪打死了。这也是1949年以后被暗杀的级别最高的领导。

谭甫仁的前任，云南党政军一把手阎红彦，1967年1月8日不堪红卫兵严酷揪斗，服安眠药自杀，这也是文革中自杀的级别最高的将军。来自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带着最高指示随着成昆铁路通车不断南下，昆明军区司令秦基伟因保护阎红彦，被扣上了“保皇派“的帽子，被打成“贺龙的黑干将”，成了文革中首批被斗倒的大军区司令。他在回忆录里说，“造反派想什么时候斗我，就什么时候斗。想斗多久，就斗多久”。昆明军区第二政委李成芳也被打倒，两位和其他的将领被集中到北京京西宾馆避难去了。

小小的沙甸在这一片滔天巨浪中，岿然不动。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的《日知录》说“回回世守其国俗（伊斯兰信仰与其特殊生活方式），终不肯变”。千年来，云南回族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文化特性，始终未被同化。沙甸文革造反的核心内容就是改造其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

沙甸有“破四旧”的激进红卫兵，还拿着到官方资助的武器，攻打沙甸，沙甸人多势众的造反派，则组成了“民族政策捍卫兵团”等民兵组织与之对抗。激进的造反组织进不了沙甸，而且，沙甸附近被打倒的造反派“炮派”成员纷纷跑到沙甸寻求庇护，据说多达500人之众，沙甸被称为“马蜂窝”。

1968年6、7月间，北京清华、北大武斗如火如荼，“工农兵毛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制止武斗，遭到学生驱逐。毛泽东发表讲话支持工人宣传队，并在在8月5号，给首都工宣队送芒果，表达“极大支持”，此后，更是指示要实现工、农、兵革命的三结合，各种单位都进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

那年的十一月，云南派出一个加强营的军宣队要进入沙甸“捅马蜂窝”。沙甸人交出武器热烈欢迎，结果部队驻在清真寺吃猪肉，把猪骨头扔井里，逼回民学猪叫，猪滚等羞辱当地人风俗，吊打批斗，查抄财产，胡乱扣工分，强制迁出居民到其他村落改造，这一些列的做法，为1975年沙甸事件埋下了伏笔。

1975年，十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尾声。1月5号，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队参谋总长，8号，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开始主持“全面整顿工作”。【8】文革已经持续了八年，从1974年秋，毛希望“安定团结”，恢复秩序和生产，允许邓去纠正“文革”造成的很多破坏。【12】

之前的一年，毛泽东刚刚同意了又一轮运动---“批林斗孔”。鉴于1968年的混乱，毛明确说，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的组织。【8】这位红太阳自己正是人性的最佳注脚，他发起一轮一轮运动，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但那些响应并投身运动的人也有着自己的目标，并不完全受控制。高层为了争夺继承权在斗争，基层被打倒的希望重新“平反”，运动的受益者，造反派的头头以及借此上位的领导，要“批林批孔”“防复辟”。“复辟” “翻案”和“平反”，这三个词核心意思差不多，这种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和立场的用语是那一代人的标志。沙甸，这个小地方，至始至终为保有自己的文化、习俗和信仰在抗争：沙甸要求落实国家民族政策。

红河州台上的造反派对沙甸提出“批林批孔要结合批清真寺”，沙甸的马伯华、马绍美选择进京上访。他们写信给国务院的周恩来以及刚刚恢复工作的的邓小平，要求落实国家民族政策，这是他们的政治武器。

1974年9月的一次全国民兵会议，王洪文为建立第二武装寻求突破口，提出“用民兵武装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民兵把治安工作“关起来”，把公安工作“统起来”。【10】10月，鸡街成立“鸡街地区民兵值勤指挥部”，沙甸回民也毫不示弱成立了“沙甸回民兵团指挥部”抢夺军队枪支，与之对抗。这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各地又出现抢夺武器以及武斗，1975年初，中共中央不得不又发布文件明令禁止“以任何借口抢夺武器，利用民兵组织搞武斗”。在这份〔1975〕2号文件《关于禁止抢夺武器的通知》点名批评浙江和云南：目前，浙江、云南的个别地区、单位，资产阶级派性严重，两派对立，把民兵组织搞了进去，坏人乘机挑动，分裂民兵，抢夺武器，进行武斗，破坏革命生产秩序，危害人民生命安全。”

根据当事人当年赴京告状的回民领袖之一马绍美的《沙甸回民史料》叙述：“云南省委常委又在北京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当时中共高层王洪文、华国锋等人曾参加会议。最后经中央审查批准形成《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纠正过去执行政策上的缺点错误，认真落实中共的民族政策。”据此，云南省委、省革委决定派出工作队，要在解放军协助下进驻沙甸。对沙甸村民来说，这一幕简直就是1968年“捅马蜂窝” 噩梦的重演。村民只接受一个条件：欢迎少量部队进入村子落实政策。

赴京上访的代表马伯华等10人受到中央领导接见，谈及事情解决有两点：收缴武器，欢迎解放军进村。马伯华写了保证书，回村做村民工作。

云南，在那种情况下，是解决不好，也解决不了这一事件的。虽然，1968年的“划线站队”以及军宣队所为，和1975年的云南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周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让他落实民族政策，沙甸实质上需要解决的是宗教问题，也是开玩笑了。宗教政策的落实还要再等到4年。1975年，神仙打架还没分出胜负。

说到云南“左” 的氛围，周兴死后，邓小平派贾启允赴云南担任第一书记，邓对其充满期待，希望他在云南搞大搞“复辟”。结果年末邓小平被打倒，在云南造反派压力下，贾把和邓小平谈话内容交代出来，成为当时批邓的重要内容，因此被嘲笑为“天快亮了，还尿床”。军政一把手阎红彦死的时候，当时身为云南省省长的周兴就在他身边。1949年之前，周兴一直在情报和保卫战线工作。长期担任边保处长，被称为资深的特工首领，深谙政治之道。

人性里的残忍在文革这个大舞台里表现的一览无遗，自保的恐惧混合着渴望权力的野心，打倒别人的被打倒，有人沾着至亲或同僚的血色飞升。被称为沙甸三巨头的马伯华，这位25岁的小伙子，经受住了考验。他在劝说村民无果后，兑现了自己诺言，如果大家决定要打，他就冲在第一线。至死，他还握着驳壳枪。我不想评说历史功过，我想说，守信、当责、舍身取义，这点在文革中难得。

周兴直接领导的公安23团，在1952年时和少数民族作战曾吃了大亏。在四川岷江上游藏区的黑水芦花剿匪战斗中，公安23团担任外围封锁警戒任务，兵负责打扫战场。一开始，该团执行“政治争取为主“的政策，在有士兵被杀害之后，报复性包围攻打事发地附近的藏寨然乌寨，结果，自身伤亡、歼敌数量比一些主力团都大。这次周兴对沙甸没啥耐心。

他继续遭遇了当年一样不可思议的敌意。战斗持续了7天八夜，出动部队过千，6门125加农炮，各种重武器，双方伤亡惨重。部队伤亡的数字在150-300之间，因为攻打沙甸不算参战，还引起参战伤残老兵多年不断上访，直到2013年才解决问题，拿到了参战生活困难补贴。

抗日神剧里的姑娘拉响胯下藏的手榴弹抱着两人敌人同归于尽，这是真的，不是故事！但是，不是炸鬼子，是沙甸年轻的穆斯林姑娘敢死队炸人民解放军，不但有参战老兵的回忆，当时云南省委秘书周孜仁证实当时听到此事。【1】

用谷歌地图搜，沙甸事件纪念碑就在沙甸大清真寺附近。沿着地图指示，穿过民居小巷，朝山上走，很快到了一片坟地，举目就能看到路边围墙里方尖碑式样的沙甸事件纪念碑。

纪念碑全称是“沙甸事件舍希德纪念碑”，碑基座四周刻着沙甸事件的来龙去脉。一看“四人帮”、“平反”字样，看来是出乎意料，于是都沉默不语了。朝外走的时候问我，“舍西德”是什么意思？我说“烈士”。

舍西德Shahīd的意思是“烈士”、“殉道者”。为伊斯兰教牺牲的人叫舍希德，是《古兰经》里说的可直接进入天园的人。在纪念碑背面写着“真主说 你们对为主道而牺牲的人不要说他们是死的，其实他们都是活的 不过你们感觉不出来罢了”

碑上这些字。大概就是两边：政府和沙甸人对这一事件的描述了。沙甸人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信仰、文化而战，称为舍西德没毛病。

军事围剿以后，攻打沙甸和茂克的部队原地留下，替当地人修房子。感觉里外不是人，沙甸则有数百人被关在鸡街几个厂里，办学习班学习，数十人获重刑或者死刑。

首犯马灿良带领村民攻打那位进入沙甸清真寺的团长，处死刑；骨干马锡良，是一位阿訇，也没干啥，被人借机陷害，处死刑；杀人犯陈启武，是机枪手，只有他一位机关枪打的好，村民抢了机枪给他用，处死刑；教唆犯马文福是一位阿訇，其子马开贤在80年代成为沙甸大清真寺教长，后官至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沙甸三巨头，去北京谈判的代表马伯华被打死了，马绍美死缓，1979年沙甸事件平反，马绍美后来担任沙甸区委书记，干了20年。

正如沙甸被判入狱的张国斌在入狱时，监狱一位看守说，不出四年，你们会被平反的。

果然，1979年2月， 中共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联发了（79）7号文件，即“关于沙甸事件的平反。1978年9月，中央调查组一行8人来到云南调查沙甸事件。调查进行了一个多月，云南省委对“沙甸事件”也开始复查。红河州有领导曾提出，沙甸不能平反，平反后善后工作不好做。整个国家的平反工作其实在1977年就开始，但是，各种阻力。这时国家正迫切需要安宁和稳定，必须向全体人民证明：动荡的年代已经结束，国家正处于温和而坚定的领导之下。【12】1978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文章，认为“凡是不正确的处理和决定，不论是哪一级组织定的，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的改正过来。”并提出在1979年上半年基本做完干部平反问题。1979年1月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59年西藏“参叛”人员，沙甸的问题也就不是个问题了。1978年，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评为年度世界风云人物，标题是《邓小平，一个新的中国的梦想家》。

1980年7月16日，国家数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落实宗教团体房产政策等问题的报告》云南省民族工作部发文件解决了沙甸孤老、伤残人士以及死难家属抚恤问题。沙甸成为经济作物种植区。这一直以来是沙甸的诉求之一。沙甸这里气候宜人，经济作物种植和手工业发达，历来富裕，被强制种植粮食以后，连吃饱饭都成了问题。

1987年，中共13大召开前夕，云南省委再次发文，给沙甸事件的几位回民领袖代表，马伯华、马开志、郑全书、马绍美等被平反。至此，沙甸事件政治上获得彻底解决。后来，沙甸坐牢的几位，还在继续上访，政府好像有一件事忘了：三年零七个月的牢狱之灾的国家赔偿呢？

在第一座纪念碑不远的山上，又新修了一个更大更宏伟的沙甸事件纪念碑。在沙甸事件遇难的866名村民的名字都刻在纪念碑上。

无知和偏见是一对双胞胎，纪念的意义在于了解真实的历史、记住其中的教训，找到通向未来的路。出租车司机说的武装贩毒事，发生在1992年云南平远街，平远街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自治州砚山县和文山县结合部，离沙甸不远。平远“严打”，是国内首次大规模的武装缉毒行动。

听说我去沙甸玩，有朋友提心吊胆地说，前几年，他们两位朋友傍晚到了沙甸一带，站在路边张望想打听路，当地警察很担忧，主动用警车一路护送他们到车站，在长途车发车的情况下，开警车追长途车送她们回建水。

这些紧张的情况我都没有遇到。沙甸大清真寺出来，没有车，同伴打滴滴没反应，我指了指清真寺门口的三蹦子，“坐这个赶紧去车站啦。说不定赶上大巴车”。司机要六块，一辆车6块钱，大家看我，我说上吧。两辆车开了半天，送到了鸡街汽车站。下了三蹦子，滴滴打车也有了回应。车子停的地方离着车站有点远，大家让我走去看看，我转过街角就看到了网约车，回头示意大家跟上。司机把我们送到了蒙自，一共收了我们四个人56块钱。大家面面相觑，有点震惊。

2014年3月，昆明发生暴恐案件。伊斯兰激进势力在云南制造恐怖袭击事件，那位朋友应该就是在那段时间去的云南。所有的这些事件，因为其中某一个相同元素，于是都混在了一起，我们得到了一个模糊的印象，这个模糊的印象来自错误和不全面的信息，一旦产生偏见又不能及时纠正，扭曲后就会演变为歧视。

这就是我写沙甸游记的初衷。

周孜仁说，发展经济，实现人民现世的幸福，是宗教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不这么认为。开放、包容、法制、个人权利得到保障，教育的普及、社会的富足，宗教才不会成为问题。

【1】白友涛 ｜盘根草--城市现化背景下的回族社区

【2】《关于切实加强阿语学校和伊斯兰教经文学校（班）规范管理工作的意见》（云厅字〔2014〕14号文件）

【3】马绍美 ｜沙甸回民史

【4】我经历的“沙甸事件”--126团二营部战士

【5】周孜仁｜口述《沙甸事件：中国民族关系的血色之殇》

【6】武器包括：加农炮、60、81、82、100和120毫米迫击炮、40火箭筒、65式12.7毫米高射机枪和火焰喷射器。见《我经历的“沙甸事件”--126团二营部战士》

【7】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集团军 - 百度百科 

【8】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9】中国共产党绵阳历史（1949—1978）（卷二）第四章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10】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11】赵健民 ｜康生相面造冤案：云南万余群众被整死

【12】傅高义｜邓小平时代 

【13】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3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