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按语：五四将至，回望百年，我们民族的一代代精英，致力于从西方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我们的启蒙和救亡刚好赶上了西方科学革命和工业化背景下世俗化浪潮的尾巴。在中国，德先生不幸缺席，而赛先生挟技术的冲击力，成为强势语音，我们误以为有了赛先生就可以强国富民，在引进的主义扫荡了传统儒佛道之后，我们把赛先生供了起来。 98年了。回头看，我们看到一片道德的废墟，今天，我们得重新审视以往、开始反省。
摘要:文章详细地分析了近期中国三种科学主义的表现形式，以及这三种科学主义出现的历史背景，并分析了它们在近期中国思想史中的作用，以及它们的局限性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科技日益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主要事件的今天，反思科学主义在中国当下语境中的发展与演化就具有了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阐述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明确这里所指的“近期”的内涵：本文所指的“近期”是指：中国自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1978年）以来，直至上个世纪末。其次，为了保持论证的概念的前后一致性，我们还得界定一下科学主义的概念内涵（取最近意见比较一致的看法），按照索雷的经典定义，科学主义是指：“一种关于科学（特别是关于自然科学）的信念，它认为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所以最有价值是因为它最权威、最严肃和对人类最有益。”[1]索雷把西方的科学主义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的经验主义（scientific empiricism）；另一类是自然主义（naturalism），它企图把哲学同化进自然科学中。这也是目前西方学界对科学主义认识的一种共识。旅美学者华世平的分析也是以此为基础的。华世平博士（Shiping Hua，1956-）是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同时兼任全美中国政治学会的主席。他的研究也多围绕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问题，近几年常回国内举行讲座以及参加国内的学术会议。按他的说法，“我把这三本书叫做‘中国政治文化三部曲’。第一本书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毛时代后的两种文化1978-1989》，是1995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本书叫《中国政治文化，1989年-2000年》，是2001年由美国M．E．夏普出版社出版的。第三本书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乌托邦思想》。”（华世平，2004年5月28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演讲）这三本书都是用英文写的。通过上面的介绍，不难发现华博士的研究涵盖了中国改革开放后近三十年的政治文化进程。因此，对华世平的观点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国内的争论具有很好的局外人的意味。本文的比较分析主要是针对他的第一本著作。 回到科学主义的主题，华博士认为：“科学主义通常被看作同其它学科的分支或文化相比较而言的，科学被赋予了太多的价值。它指涉了（1）科学是统一的；（2）科学没有界限；（3）科学在预测、解释和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4）科学的方法授予了科学结果的客观性；（5）科学已经给人类带来了益处。”[2]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在1978-1989年之间，中国出现了三种形式的科学主义即：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materialistic scientism）、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empirical scientism）。这是与西方分类有些不同的，西方的许多学者几乎都没有提到或很少关注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究其原因，无外乎大凡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是落后的，因而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很难形成科学主义的思潮。其实，这是他们的误解，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是非常重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的，他们的思想直接借鉴和吸收了当时的最新科技成果。因此，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存在应该是它的题中之意。在这点上，经济学家哈耶克（F.A.Hayek,1899-1992）是深刻的，他早就指出：“传统的社会主义以不同的方式和科学联系在一起。其次，还有一种由自然科学训练出来的无可否认的精神嗜好，就像工程师的嗜好一样，它更喜欢精心创造出来的那种井然有序的安排，而不是自发形成的结果。这是一种很有影响的普遍态度，经常把知识分子引向传统的社会主义方案。这是一种广泛而重要的现象，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3]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社会主义的语境下，产生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应该是一种必然，因为全面计划的实施，在客观上也需要科学主义的支持。（比如国内前段时间关于“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的实质，也在一个侧面上指涉了支持科学主义与反对科学主义的分野，因为自由主义者认为，任何国家干预与计划的实施都是对自由理念的侵蚀，因而他们反对科学主义也就成了贯彻一种理念的必然）不过这种形式的科学主义在当今已经泛化或出现了某种断裂，部分已经融入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很难被区分了，它大多体现在执政党的政策制定之中，进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我们当前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要看到这种泛化的科学主义日益失去它最初的作用力，因为越是普遍的意识形态它的作用力越小，而越是具体的意识形态它的作用力越大。因此，粉碎“四人帮”后，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主义也日益从边缘走向思想舞台的中心，这就是技术决定论的科学主义和传统的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日益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这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直接相关：经过十年文革的巨大破坏，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随着极左政策的转向与废除，社会的各项事业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这时思想界的任务就是寻找一种新的促进发展的理论工具，顺应这种时代趋势。科学主义终于名正言顺地走上近期中国思想舞台的前台。华世平把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1984年前的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阶段；1984-1989年之间的技术决定论阶段和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阶段。 华世平认为：“很明显，科学主义的出现不能被简单地看作知识分子追求的扭曲，而应被看作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投射。”[4]他认为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出现的科学主义类型应该是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它在中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在“科玄论战”时的观点，但又有很大的不同。而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在近期的代表是以系统论为武器的金观涛，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同样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的胡适；而最有中国特色的科学主义就是以苏绍智为代表的技术决定论。对于这种分类，华世平认为这是由于：“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的起点不象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那样是一元的，它不关心最终的实在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样的后果使它充满了灵活性，这也表现在民主和多元化上面；同时，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是基于演绎的，而经验的科学主义更关注于严格的检验，对于经验的科学主义来说归纳是更为重要的。”[5]由于上述的原因，各种类型的科学主义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的表现都是不同的。大体说来：胡乔木的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的提出是为了反击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人道主义。这主要体现在他1984年写的长文“人道主义和异化”中，胡乔木的理论的科学特征即历史唯物主义，它有两个基本的维度：（1）客观世界的存在不依赖于人的意志；（2）客观世界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它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第一个维度涉及到在哲学上用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反对唯心主义；第二个维度涉及到用辩证法去反对形而上学。根据胡的观点，真科学和伪科学的试金石是指它是否是唯物主义的或唯心主义的。第二个试金石就是是否坚持辩证法的方法，他指出异化作为一种分类方法属于年轻和不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而辩证法的方法属于成熟的马克思（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曾有过类似的划分）。通过分析，不难看出胡乔木的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其实与实际的科学和技术是有相当的距离的，它更多地指涉了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科学主义，而非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西方的科学主义。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更多的体现了一种乌托邦情结。
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主义——技术决定论，华世平给出了一个代表：苏绍智（1923-），他认为苏的理论的核心就是发展生产力。华世平认为：“这种方法不仅仅与中国传统的不为知识而知识的思维方式相一致，而是为了解决生活的问题，它对技术的信念和对它的使用是为了政治的目的。”[6]苏绍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阶段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他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全过程分为如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一阶段还可以细分为两个次级阶段，即（1）从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政权的掌握，到生产方式的公有制的完成；（2）不发达或不完善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发达的或完善的社会主义；第三个阶段是共产主义。依据这种理论构想，他认为：“这种划分可以推断出从1949年至1956年，中国处于初级阶段的次级阶段（sub-stage），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到公有制的完成；从1956年至1980年，中国进入了初级阶段的第二个次级阶段，即不发达的或不完善的社会主义。”[7]对此，华世平认为：“假如一个人过分强调生产力而忽视生产关系，那么他就变成了一个技术决定主义者，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8]综上，可以看出，以苏绍智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技术决定论，纵然还有许多理论问题没有得到澄清，以及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标准意义上的科学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这种科学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紧密相连的，尤其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思维取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有技术没有科学的实际境遇；再者，技术对中国人来说历来是解决生活问题的手段，同时也是政治的需要，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另外，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的出现也是以当时改革开放之初，中西两种社会发展程度对比的巨大差别为时代背景的，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成为那个时期知识分子必须思考的问题，因此，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在当时迅速成为主流的科学主义模式也就不难理解了。时至今日这种技术至上、专家治国的社会心理仍然占有主流意识的地位。
对于中国近期的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华世平也给出了一个代表：金观涛（1947-），其实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在中国可以说也有比较长的历史，因为五四时期的胡适、吴稚晖、丁文江等人都倡导过经验的科学主义，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实证主义的信念。在这种传统的基础上，近期的经验的科学主义又有什么新的特点呢？对此，华世平介绍了金的观点：他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一个整体，考虑到科学和哲学的关系，金认为哲学的起点和科学的起点是一样的，它们应该来自于最普通的概念，即作为基础或后果的物质或实体应该是能被证实的。“金认为科学可以作为一种解放哲学的工具，他感觉到假如一个人不能理解自然科学的方法——尤其是以二十世纪复杂数学为特征的方法，他就没有资格被称为一个哲学家。”[9]从这个描述中可以清晰地发现：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继承了西方传统的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的特征，那么，西方的科学的经验主义的特征是什么呢？索雷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主题：“（1）科学是统一的；（2）科学没有边界；（3）科学已经在预测、解释和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4）科学的方法使科学的结果具有客观性；（5）科学对人类是有益的。”[10]尽管各种类型的科学的经验主义并不一定都满足这五条，但也多是围绕其中的几点展开论述的。对照金观涛的上述观点，不难看出，他是典型的经验的科学主义。那么，他的科学主义与五四时期和西方的科学的经验主义又有什么不同呢？金观涛的科学主义建基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他认为，在系统的功能方面有四种模型：停滞、用新的替换旧的、灭亡、超稳定性。金观涛根据这种假定，认为欧洲社会的转变属于第二种类型，这种类型的社会转变机制是逐渐变迁的，它的结果是新的系统逐渐地从旧的系统中被创造出来。相对而言，中国社会属于第四种类型，这种类型的社会变迁机制的特征是突然性和整体性。任何次一级系统从平衡点的偏差，都将导致整个结构的崩溃，同时所有的新系统的萌芽特征也将被摧毁。之所以做这样的分析，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而系统论非常适合于这种封闭的系统。对他的观点正确与否我们先暂不予评论，但是金的理论（以系统论为代表）没能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而且从本质上讲，系统论要求的边界条件并不能完全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
通过上述对华世平列举的中国近期三种科学主义的分析，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它们各自存在的问题与局限。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胡乔木的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可以看作是对十年文革过后的反思，当时人们的思想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社会的生产力？都是摆在人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乔木提出了他的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他通过分析马克思的异化和人道主义的理论，认为在成熟的马克思著作里，科学是哲学的起点，用以反对王若水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后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起点是人。现在看来，这种形式的科学主义虽然起源很早，但并没取得十分突出的理论贡献，它只是又一次提出对本真的马克思主义的关注，以及对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的重新思考，只能算中国在过渡时期对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一次严肃思考，正如胡乔木在理论层面上所坚持的那样，观察的客观性原则承诺了共产主义必然成功，因为在他看来，科学承诺了解决所有问题，不仅仅是社会与经济问题，而且还包括政治问题。这可以看作是胡试图保卫和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尝试。当年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经过十年的思想禁锢，人们迫切地想理解自身和所处的社会的真实状况。胡的观点很少涉及到当时的最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问题，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没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但是它对于统一当时人们的思想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加深了人们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同时，他的科学扩张主义也为后来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近期中国的三种科学主义类型中，技术决定论有着巨大的影响。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也是最紧密的，但是客观地讲，对于如何发展社会的生产力，苏绍智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有新意的创见，依旧使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为生产力的解放寻找一种有效的出路。但是，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的“阶段理论”还是一项很重大的理论成就，它使人们能够很客观地认清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对于克服我们意识中根深蒂固的急躁与冒进，以及对于今后选择发展的路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很明显，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倾向，与西方传统的科学主义有很大的不同，这也反映出这种中国式的科学主义在学理和理论渊源上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当八十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可以看作是这种科学主义的新发展，它的重要性在于，给出了如何发展生产力的一种全新的阐释。时至今日，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仍是中国的主流科学主义模式。
至于第三种类型的科学主义：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与西方的经验的科学主义也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主要偏向于实证主义。在当代，这种实证主义主要是指在逻辑经验主义传统中发展出来的英美分析哲学传统。当前这种理论进路遭到了严重的挑战，面临着许多危机，尤其是六十年代以来，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新实用主义的复活，都导致了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的衰落。在中国近期兴起的经验的科学主义虽然历史的渊源比较久远，但与五四时期的同种类型的科学主义相比，它有了明显的变化，那时的科学主义建基于泛科学的概念，主要是指西方新科学思想及方法，这在“科玄论战”中有比较清晰的显示；而八十年代的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主要是利用“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思想方法为理论的基础。可以明显地看出，它是利用当时最新的科学知识来阐释中国的问题，这种形式有它比较明显的优点：观点新颖，给当时沉闷的思想界注入了一掬活水，对于人们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提供了一种理论的尝试。但是，由于中国的问题的复杂性，这些理论并不能完全适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因而它无法包治百病，很快就暴露出它的局限性。由于社会系统具有多重维度：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而且这些系统都是开放的系统，它的演化变迁所需要的条件的不确定性，这些都导致老三论无法充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最多只能是局部适合。因此，顺着这个思路到九十年代初，许多学者利用“新三论”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可以看作是这种思路发展的一种必然的延续。时至今日，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在中国仍有广泛的市场，它促使这些新观念立刻成为大众的公共话语，对于这些理论的普及来说，功不可没，更为重要的是它也引导人们用多个视角去审视中国的现实问题，打破了任何单一的理论的局限，这对于冲破传统的政治话语霸权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文化多元性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具体的实践模式。从一定意义上说，通过这些新知识的引进与介绍，我们获得了“一个空间的开拓，在其中，思考重新成为可能。”[11]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现的三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在今天经历了严重的分化与整合，换言之，随着我国开放步伐的加快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以及文化多元性的逐渐形成，有些类型的科学主义逐渐失去了主导话语地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渐渐地淡出思想界的舞台。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发展就是这种情况，它的出现完全是由于文革过后，人们急于从学理上厘清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极权政治出现的思想根源。这就是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理论为突破口，所展开的重新认识马克思及其理论的过程。这场理论争论起到了对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解放的作用，同时也间接说明文革期间的政治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和篡改。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与科学和技术并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因而，它的出现只是过渡时期人们思想的反思需要，中国当时的许多实际问题尚未充分暴露出来，但它从理论上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的启蒙作用，对于我国后来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因此，近二十年来中国有影响和持续时间较长的科学主义主要是以下两种：技术决定论和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
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可谓历史悠久，自从培根、笛卡儿以降，经验主义一直是西方大力推崇的。正是由于经验主义的充分发展，为实证主义的出现准备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近期中国的经验的科学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在西方原有的理论基础上，吸收最新的科技成果如“老三论”以及比较晚近的“新三论”。不难发现，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主要是基于一种新的科学成果或新的科学思想来丰富或替代原有的意识形态的方法，它的进步意义在于推动了新的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丰富了人们认识世界的视野，打破思想的僵化，同时也开拓了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对于文化多元性的形成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要看到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缺乏自己的生存土壤（缺乏对受众群体的文化背景的整合与新观念的创造性转化，洪谦先生在四十年代对逻辑实证主义引进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而它很容易沦落为一种贩卖新理论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这也导致了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更新换代的速率比较快，不容易与本土文化进行深入的结合，这样一来，它的功能和影响力也就无形中减弱了，如果没有最新的理论补充，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很快就被遗忘了。
技术决定论的科学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并且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思潮，是因为它直接指涉了当时中国的现实，即经济接近崩溃边缘的紧迫处境、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加大到令人无法接受的程度，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这种差距由隐性的遮蔽状态转变为显性的公认的事实。在痛定之后，人们急于想找到解决的办法，而这时技术决定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国人的首选策略，同时它的出现也指涉了经过十年文革，人们已经厌倦了多年的极左政治说教，而技术决定论恰好在这两方面满足了人们的内心渴望，疏离政治。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技术决定论的科学主义迅速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准意识形态。顺应这种思想趋向，党的各项政策也逐渐转向经济主战场，因此技术决定论又获得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支持。致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迅速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口号，它也反映了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已经取得了主流话语地位。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能说没有这种技术决定论思想的贡献，它对于中国经济迅速走出困境、人民生活水平迅速得到改善、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的缩小、综合国力的加强是功不可没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也有它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即加快社会的单向度的发展进程，片面追求速度和效率，而无视整个社会的精神层面的发展，致使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留有许多弊端，使我们刚刚萌生的市场经济处于一种畸形发展的境遇。从这种紧张中，可以发现两种文化之间已经出现断裂，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扭转，将造成社会出现大范围失范现象，最后造成人们对现代性认同的危机，正如里查德·沃林指出：“面对这些固定而全能的存在的命运，人类自由的可能性就变成了纯粹伴生的和难以把握的东西。”[12]虽然技术决定论在近期中国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要看到它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的，这就注定了它的发展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实用主义对功利性的追求，不可避免地回避对永恒和绝对性的探索，因而在真理观方面就倡导效用论的主张：即有用就是真理，进而导致人们认识的庸俗化。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从本质上讲实用主义是一种行动哲学，它的特点就是强调行动、注重效用、提倡开拓进取，正如杜威指出的，哲学不是关于知识的学问，而是关于智慧的学问，“智慧与知识不同，智慧是运用已知的去明智地指导人生事物之能力。”[13]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决定论的科学主义更多地关注了现实社会中的人，因而也是它获得广泛赞同的深层原因。同时，技术决定论还加强了工具理性的主导地位，使生活世界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对此学者阮新邦认为：“现代人所面临的存在困境是对自己的存在缺乏了归属感和意义，这一种感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及由此衍生的科技理性对人的控制而加深了。”[14]其实，在哈贝马斯那里，生活世界包括文化、社会和人格三种结构，仔细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三种结构均已受到技术决定论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的强有力的影响，出现了科学文化对其它文化的主导地位、科学的普及化以及社会的科学化的趋势，人格要努力经受科学的型塑。由此可以看出，技术决定论的科学主义在造就社会的科层架构方面功不可没。在韦伯看来，科层架构是现代社会理性化表现的高度成就，但也正是这种科层架构，成了扼杀人类自由的主要根源。因此，阮新邦认为：“任何人处身于此架构中，都只能够依从组织的规则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个人的行为是受着一个非人化（impersonal）的规则支配的。”[15]尽管如此，面对世界范围内竞争的加剧，从这种紧迫的国情出发，可以断言，我们目前还无法完全替代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尽管它有许多弊端。不过，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在技术决定论中隐含着内在逻辑上的矛盾，即它的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的，而实用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否定决定论，它认为世界是变化的，不存在绝对的、永恒不变的真理，因而它的更多的价值取向是相对主义的，而决定论恰恰代表了一种绝对主义，这种矛盾是技术决定论本身无法解决的。那么，决定论本身是否值得怀疑呢？答案是肯定的，一方面世界上不仅仅存在必然性，世界上还存在偶然性，而正是这种偶然性的存在导致决定论的破产；再者，人们为什么要把社会的变迁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这种技术决定论呢？技术决定论把技术当作一种独立的驱使我们行动的力量，为什么这种存在许多可疑之处的技术决定论流传的如此广泛呢？正如巴里·巴恩斯教授指出的那样：“一种原因可能是：有如此之多的人体验到了技术变革及时而直接的影响，但却没有意识到导致这些变革的不同决策和战略。另一方面，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决定引入技术并运用技术导致这里所说的变迁，这也许是因为这些变迁对损益帐有好处，或者因为他们有助于某些政治目的或目标。”[16]这样一来，在技术决定论的名下，许多政策和决策就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那么，很多失误也就名正言顺地有了替罪羊。因此，从完善市场经济的角度考虑，对技术决定论的科学主义保持一种警惕是必要的。另外，相对于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主义，华世平并没有对科学与技术的复杂关系进行必要的梳理，技术决定论充其量只能算一种技术主义的表现，然而技术主义与科学主义还是有区别的。
由于华世平的分析只延伸到八十年代末，因而这里有必要对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思想舞台上的科学主义的新变化做些简要的分析与展望。从大的环境来说，九十年代以来，人们的政治感日益淡化，社会也日益世俗化，再加上对外开放的深入，与国际的交流日益增多，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科学主义开始了由形式向内容分类的转化，出现了科学主义从方法论层面到价值层面的转向。因为方法论层面的科学主义是最低级的形式，很容易遭到各方面的攻击，而科学主义向价值论的转向，为科学主义提供了一种很难反驳的屏障。但是这种形式的科学主义把科学的价值极端化，否认其他学科的价值，进而想同化其他学科的企图在现实中也是面临很紧张的关系。因而，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又无形中开始了向认识论的转向，试图通过自然科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改造传统认识论，以此倡导一种完全自然化的局面，进而实现科学主义的扩张。可以说这种变化反映了国际科学主义发展的新趋势，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完善，这种新的变化也日益渗透到中国的科学主义的表现形式中。具体来说，未来中国的科学主义将在两个层面影响我们的生活：首先，在理论层面上，对人文社会科学进行自然化是一种普遍的趋势；其次，在实践层面上，改造技术决定论的内涵就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总之，由于在市场经济的导引下，中国日益的世俗化，三种形式的科学主义中，只有技术决定论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在实践层面还有广泛的生长空间，但是这种技术决定论也不是先前的那种了，而是更多的吸收了价值论、认识论内涵的新的技术决定论的科学主义了。在理论上，统一科学运动将采取更为精致的方式，这种结果是很必然的，因为它符合多方的利益需要。更为重要的是以它作为一种普遍理念，将导致社会改革阻力和成本都最小，从这个意义说，它的积极的建设功能是不可否认的。
基于上述分析，技术决定论的科学主义在近期中国的思想舞台上将成为当前主流的思潮。如何评价中国科学主义的二十年发展史，正如华世平指出的那样，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出现指涉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努力填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所造成的智力空白。当唯意志论得到修正后，胡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得到了普遍的接受；苏的技术决定论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它的去政治化的本性（depoliticized）已经取得了更多的应用；金的经验的科学主义正在变得很流行，因为人们的渴望是多元化，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这种趋势得到了很大的加强。”[17]在华世平看来，这三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在三种层面上对重塑中国的政治文化起了重要的工具作用，即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令人满意的（意识形态层面）、当前政体的实用主义政治取向是正当的（操作层面）、人们对多元化的强烈需要也已出现（容忍的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察中国近期的科学主义的表现形式，并预测它的未来发展趋势，对于理解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的演变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1][10]Tom Sorell Scientism: Philosophy and the infatuation with science [M]. First published by Routledge. 1991.1、4. [2][4][5][6][7][8][9][17]Shiping Hua. Scientism and Humanism: Two Cultures in Post-Mao China (1978-1989) [M].Published b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15、19、18、64、73、74、82、155. [3]F.A.哈耶克.社会主义与科学[J]转引自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M].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253. [11][12]里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M].张国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64、210. [13]杜威.人的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转引王元明.行动与效果：美国实用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7. [14][15]阮新邦.批判诠释与知识重建——哈贝马斯视野下的社会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3、72. [16]巴里.巴恩斯.局外人看科学[M].鲁旭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168.
李 侠（1967-）男，辽宁省辽阳人，中南大学 哲学系，教授 博士，研究方向：科技哲学与STS。
Study on the forms of scientism and trend of development during recent period in China —Review Shiping Hua‘s Scientism and Humanism: Two Cultures in Post-Mao China (1978-1989) Li Xia(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ses three forms of scientism during recent period of China in detail and engenders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paper points the function of three forms of scientism in chinese history of thought and their limitation and trend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ar future. Today, Wh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adually becomes main event of man‘s practic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flect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scientism at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a.
